西安邮电大学论坛

 找回密码
 注册(开放注册)
搜索
查看: 5291|回复: 0

《折腾十年》[全]

[复制链接]
发表于 2006-2-3 00:09:0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折腾十年
   ——我的青葱岁月


清秋子
作者简介

清秋子,生于重庆,长于长春。早年曾下乡插队8年,其间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并写作。努力写诗约十年,曾有一诗收入《朦胧诗选》。
  80年代末以来,南下打工。十数年中,曾任公司职员、报刊编辑及执行主编,辗转于南北。从2001年起,定居海口,现供职于某媒体。
  2003年初上网并开始网络写作,先后在“天涯”、“红袖添香”网发表长篇小说《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“地老鼠”》、《六莲》、《深圳,你让我泪流满面》、《我的青葱岁月》及长篇散文《春节,我在上海东奔西走》、《“牛魔王”忏悔录》等。几乎每一部作品,都能引起网络读者极大反响,从而名声大振,被誉为“实力派网络作家”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16岁少年的视角与语调,回顾了文革初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。小说的主人公是“老三届”中年龄最小的一届,文革时刚上中学不久。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,他与同班的十几名同学插队来到延边的长白山区。小说描写的是插队最初一年的经历,叙述了一群少年“知青”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遭遇,反映了他们与当地农民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冲突,再现了当时乡村贫乏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林海雪原奇异的风貌。对少年“知青”们的内心渴望、憧憬和迷茫,也有颇具功力的刻画。小说注重细节的真实与历史风貌的再现,不乏匪夷所思与令人捧腹的精彩情节,写出了那个时代的诸多荒唐。
由于少不更事、顽心未泯,主人公与他的几个同学,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,本身也出现分化瓦解,致使自身陷入了无法立足的尴尬局面。小说以一群少年或身陷囹圄、或狼狈出走的命运为结局,令人唏嘘。另一方面,小说也描写了知青之间淳朴的友情和他们心中萌动的爱情,笔触真实感人。
本书以“荒唐年代荒唐事”为背景,揭示了知青一代的悲剧,颠覆了往日以“理想主义”为基调的“知青文学”,为读者提供了反思历史、对历史再认识的文学文本。小说笔法幽默,笔触细腻,人物生动,场景逼真,有相当强的感染力。

宣传文案

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,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个人史,是一部写真版的“知青文学”。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,曾陆续有一千几百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,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,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。这就是“知识青年”。
  拿现在的眼光看,加于他们身上的“知识青年”这个称号,是非常可疑的。因为他们有些人几乎是在小学升中学后不久,就中断了学业。等于刚刚脱盲,何来“知识”一说?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。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“80后”一样的顽皮和反叛心理。可是,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,把他们完全掩埋了。以往的所谓“知青文学”,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,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.
  本文就是以最朴素的笔法,描写了当年的一群少年“知青”,在走向人生绝境时的真实命运。当没有多少文化的城市初中毕业生,满怀好奇地来到东北敦化的大山里时,等待着他们的是雪原中的狼群、暗夜里可疑的信号弹,还有周遭农民的歧视与冷嘲……
这样的青春,还会不会有欢笑?还会不会有明天?这样的一群无知少年,将会是茁壮成长还是最终毁灭?如此的疑问,当年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。这部书,把一幅令人心酸的生活全景和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结局,放在了当代读者面前。可以说,本书的内容,对于20年前风行一时的理想主义“知青文学”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颠覆。

题记
    
  “我的青葱岁月”——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,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。忽然地,就很喜欢这个意象。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,跟麦当娜或比尔•盖茨握过手的,也可能大有人在;但是,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?风一拂动,其色彩就有变化,那种水灵灵的新鲜,会让你感到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。
  我们年少时,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,顶着露,沐着风,有无限的风华。然而突如其来地,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,如马踏青苗。从此,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,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。
  如此三十多年过去,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“三十年前的月亮”了,真该谢天谢地。
  老了之后,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,禁不住就要想,我们那时候,不也就这样吗?人有高低贵贱,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,我看,谁跟谁,那都是差不多的。
      

   序幕
          
  那一年,天塌了,我们还挺乐,是不是有点儿傻啊?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。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。我们那时代,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,好家伙,民国才多少年哪!遥远的年代呀。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,在那时都还不是人,连细胞都不是,仅仅是基因罢了。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,发生了什么,听我细细讲来。
  37年前,论风气、论价值观、论城市风貌,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。要搁你们看,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,灰不溜秋,要吃没吃,要喝没喝,面有菜色,就知道唱语录歌。这其实都是瞎扯,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。那时候,好啊!不过,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,不然先讲基本情况,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。
言归正传,话说1966年4月底,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,干嘛?让我们下厂劳动。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,不过没有现在狠。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,生怕培养出书呆子,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。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,下午基本是踢足球。女生踢不了,就跳大绳。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。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,一年两三次,要我们下厂下乡,干活儿,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,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。那么,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?离我们学校不远,一个木制文具厂。小厂不大,在郊外,后面就是庄稼地,用现在的眼光看,挺环保的。我们那时候是初一,小孩儿。小孩儿能劳什么动,瞎扯呗。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。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的挺严肃,向工人师傅学习,怕苦不行,出废品也不行。那时候人简单,说干就干。搁现在,你给停一个月课,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?那时候不,咋说咋有理。
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,家里没工人,因此,我没有工作服。我姥姥那时候挺神,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。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,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,大伙都相处得不错,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。这工作服一穿,松松垮垮,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。那时候工人挺牛,主人哪!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,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: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!
  现在想起来,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,八成是街道办的。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,都三、四十岁吧,剩下是一帮老娘们。说老娘们,是我那时的眼光,其实没多老,二十五六而已。以我今天的眼光看,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(我那时太不会看人)。她们整天叽叽喳喳,张家长李家短。我们去了,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、谁家官儿大。对家里官儿大的,挺尊重。对家里有钱的,挺蔑视(是嫉妒也说不定)。这些问题都不大,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,心照不宣而已。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,有个重要标准,是能干不能干,就是手巧不巧。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。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,娇生惯养,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,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。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,给文具制品刷漆,弄得满身是油漆,人一看就是个废物。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,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。
  这手工作坊嘛,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,工人等于工匠,技术标准就是手艺。俩老工人,一个喜欢刷薄漆,一个喜欢刷厚漆,这个看着合格的,那个看着就不合格。我们也不傻,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,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——准成。那年头,老工人厉害,一看你刷的不好,脸一拉,跟现在的老板似的,要吃人的样子。想起来,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,那么小,就得看人脸色。工厂虽小,倒像模像样,有黑板报,篮球场。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、劳保手套。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,用不了的,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。总的说,工人还是穷啊,多一毛钱是一毛钱。
  日子就这么过,干干活,工间休息打打篮球,下午休息还读读报。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,还正经八本地念,搁现在看,撑的八成是!
  说话来到“五一”节,休一天,紧接着就上班,估计是接到了订单。厂里那时候,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。可这个“五一”节,不大平凡。“戏匣子”(收音机)里播了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《评“三家村”》,作者叫姚文元。什么是“三家村”呢?那是《北京晚报》的一个专栏名,叫“三家村札记”。作者有三个: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。仨人全都大名鼎鼎,是学者、报人、杂文家。我们那时候小孩儿,不知道谁是谁。但从那一天起,我一辈子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。那时候电视不普及,广播还挺普及,街上就有大喇叭,天天早上“东方红”的曲子一放完,就播社论。好家伙,气壮山河啊,那是什么播音员?“中国第一播”!从那天起,俩播音员,一男一女,点谁的名儿谁死。
  大喇叭一响,你就听吧:“评三家村……评三家村……”带回音的,这就叫“山河震荡”。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,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:“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?出坏人了?吴晗、邓戳……”一老娘们就抢白他:“什么邓戳?邓拓!看你那耳朵!”
起风了,我们却不知道,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。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,用陕北话讲,“绿个缨缨的”,好看。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,打篮球,读报纸,看老工人脸色,听老娘们瞎掰。过了半个月,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: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。
撤!那时节,漫卷诗书喜欲狂啊!再见了,工人老大哥。再见了,碎嘴子老娘们儿。你们就好好的刷漆吧。一老娘们儿神色黯然地说:“你们这就走啦?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!”我听出这是真心话,但那时体会不出,里边含有多少辛酸。我当时还想呢,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?主人哪,多自在,还能给别人脸色看。
终于熬到头了。工作服,沾了一身臭油,扔了!书包背好,上学!不过,学校还是那个学校,星星还是那个星星,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。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,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折腾,已经开始啦……

  
  1
      
  那场大折腾,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。当武斗、游行、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,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,我们这一生,就这么,已经成了废品了。你想啊,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,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,放到现在,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?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,思想的成熟度,在某个意义上,好象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。
  1968年,那真是好日子啊。派仗不打了,工人照旧在做工,农民照旧在种田,学生们没事情干了,逍遥。那时节连个正式的政府都没有,自由到百无聊赖。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,侃大山,传小道消息,从图书馆偷书看,游野泳。青春意识也萌动啦,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,迎面来了一伙女生,那就——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,谁都不说话,喘气也有点儿急。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、钻小树林、书包里带避孕套,那我们不敢,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。如今流氓不叫流氓了,叫新人类了,但我们也老了,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。
  可是,好日子在1968年冬,突然结束了。12月22日,三九严寒,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得,二话别说,学生哥,走吧。
  那时候的孩子,傻呀。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,心都在流血,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。再见吧,学校。再见吧,头脑僵化的父母。儿女们就要远游了,一去不复返。父母呢,那时候也傻,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。那时候一帮孩子,初中一年级的程度,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,物理、化学一窍不通,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,肩不能担,手不能提,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?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,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?
 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,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。那时候,其实是挺自由的,谁跟谁组成集体户,全凭自愿。就是说,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,现在的少壮学者,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,但我们那时候能。虽然那时候哈耶克的光辉还没开始照耀中国。
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,在即将下乡的前夕,突然陷入了大尴尬。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,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,自己想办法走了。其余的,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、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,组成了一户,可以称为“精英户”吧,也走了。最后剩下10来个,没人要了。
组户是秘密进行的,组织好了以后,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,当即就获批准。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,大老粗也来管学校,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,都戴着白线手套,跟山本五十六似的,很利索。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。等精英们一走,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,都懵了,敢情造反造了半天,精英还是精英,白丁还是白丁,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。愤怒、屈辱,笼罩着年轻的心,大伙郁闷了好几天。家长也跟着急——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?
  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,1月底之前,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。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。
  这时候,班主任出手相助,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,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,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,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。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,全是工人家庭出身。男女鱼虾们一凑,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,但同仇敌忾,管不了那么许多了。当场立盟,同生共死,杀奔农村。
  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,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,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。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,工宣队是真急了,先北上前郭尔罗斯,回来后跟我们直摇头,说:“不行,太穷,盐碱地。”然后又跑。两天后,喜讯传来:在东南方向的延边自治州、也就是长白山下,找到了一块宝地。
  男臭鱼“小迷糊”最先知道的信息。那天我们正在操场上,小迷糊跑过来,喜形于色,拿笔在手心上写给大家看:“延边敦化县官地公社东甸子大队十小队”,大伙像抢橄榄球似地围着看,完了就回头去找地图,确定方位。那兴奋,简直就像当年有志青年找到了……行了,不说了。那时候的孩子,蠢啊,该哭的时候,都高兴的像摸奖摸着宝马车一样。
  从此,这个“官地”,这个“东甸子”,在地图上处于郁郁葱葱一脉绿色上的圆点,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。
  我们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乡,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星期,是我们东甸子集体户臭鱼们极度亢奋的时期。我们有联络站,联络站设就在龚本辉家里。老龚体魄健硕,但手脚却不大灵,体育上不行,也是个废物。他老爹是军医大的教授,这个出身很微妙,既臭又香,但终究被精英们抛弃,跟我们混到一起来了。他气不过,要干一番给人看看,自然成了我们一伙的头儿。在风情方面,他开化得又比较早,已经谈过两年恋爱,因此负责跟女生联络的也是他。女虾方面也有个头儿,叫关美玲,人如其名,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。男女鱼虾们在严峻形势下,早已抛弃了封建礼教,多次聚会,挨家串门,以便将来回城探亲好捎东西。又秘密举行会议,商量准备工作,如厚棉衣厚棉被的缝制、下乡后如何应对农民,集体户里如何分工等等,思绪绵密老到。现在想来,真不像是少年人。
  恋爱意识自然也在萌动。虽然鱼虾中六男四女,不敷分配,而且有两条虾还是恐龙,但不管那么许多了,乡下还有的是“小芳”。儿女情长,留待他日。
1月份的长春,天寒地冻,我们奔波终日,毫不疲倦。那时候,城里还有大群的乌鸦,暮色苍茫时,就在暗红的天际轰轰轰地飞,铺天盖地。我们从火车站附近的老龚家出来时,看到这景象,觉得甚为惬意。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,一些难以想象的故事就要开始了,这是何等难忘的时刻!老龚是个好男中音,他送我们出来,说:“唱个歌吧。”我们在他家的小庭院中小驻,听他引吭高歌《航标兵之歌》,其中的一句,让我们内心顿感苍凉——

“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……”

  火车站的那个方向,气笛长鸣,浓烟滚滚。我们互道再见,各人的身影,在夜色里鱼一样地四散了。
  

2
    
  我们之所以走得这么仓促,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。我今天要是不说出来,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但是如果我说出来,少壮派学者又要说我是在粉饰那个时代。那么,粉饰不粉饰的我不管了,我就照直写,反正那个时候决不可能人人都青面獠牙。
  大折腾一闹就是快三年,我们什么都没学着,却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各种战争,有高音喇叭战、标语战、口水战(街头大辩论)、冷兵器集团作战和常规巷战。机灵一点儿的同学,摆弄小口径步枪、左轮枪、三八大盖、半自动步枪,那是不成问题的。硝烟散去,到1968年11月份,陆续就有高中同学下乡了,当时是个潮流,很新鲜,傻冒儿的高中同学并不以为苦。记得12月初有个家伙回来,我们还虔诚地听他胡吹了一通。他说,农活儿倒也不重,冬天就是刨粪堆。只是铁镐太重,举起来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,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,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。除了这个困惑之外,农村平淡无奇,似乎跟城里没两样。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,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,我思想准备不足,刹那间天塌地陷,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。
  高年级同学陆续在走,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。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,小雪飘飘,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。车上的大龄同学,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,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。
  但我们校初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。后来,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,让人欣喜若狂——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。也许是省里某些当权者脑袋转了筋,认为革命固然不错,但也不能让小孩成文盲啊,中学还是要办的。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,都是就近来上学的,根本没经过考试。他们那一批,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,就更是废物了,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可能都写不下来。省里那些昏了头的家伙们一想,干脆,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,继续学习,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。革命,总得会写一、二、三、四呀。
  我们这一批,可都是真货,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考上来的。那时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,师大附中和省实验,我们就是省实验。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,这二百五,都是清华的后备军。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,都是立下毒誓的:“报志愿,二类学校(文科)决不考虑,头拱地,也要报理科!”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,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、二百五地向清华输送,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。
 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,现在看,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。
  到了12月22日晚,大喇叭一响,男高音的播音员扯开正义的嗓子一吼:“到农村去,是很有必要的。”我们就完了。走吧!省里那帮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,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,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,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?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,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。
  我们梦醒了,好地方也不多了。工宣队虽然可恶,但毕竟是城里人,谁没个孩子?将心比心,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。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,要是真有人性,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。一个孩子,最需要什么?家呀。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,富不富的有什么用?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?工宣队跑到延边,找着富地方了,回来挺得意,见了我们,还含蓄地表表功。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:“师傅,你真是……太够意思啦。”大伙一拥而上,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。师傅挺受用,说:“地方不错!那延边,各大队都满满的,接收不了啦,差一点儿就呲了。我跟公社说,说什么也得安排,小青年儿来革命,不给安排还行?你们几个,到那儿就好好干吧。”
  还能说什么呢?到了日子,就上征途吧。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,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,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。
 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,终身难忘的一刻。火车站,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。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,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,都在大吐烟圈。我们那时候,是尾巴了,不是成批地下,而是零星处置。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,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。工宣队也来了,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。
  那一夜,是我们的成人仪式。李家轩拿来一包烟,“迎春”的,中档烟,两毛多钱一盒。那时候就这水平,烟都不带嘴儿。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,五行八作的都熟,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。我们分而吸之,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。那时候,我们无论是谁,都盼望成人啊!成人了,就能干坏事儿了:抽烟是一种,说粗话是一种,泡妞也是一种。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“挂码子”,后来才知道,台湾人也这么说。真是人性相通,海峡隔不住啊。
  老了,真的就不行了,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,捞不出东西来了。那一晚,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,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?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,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。人们只是关注,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?老龚说:“妈的,这一宿硬板座,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?睡觉是睡不好了,弟兄们,熬吧。”
那时候,是原始社会,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,估计是加的慢车。我们就这么坐着,等候发车,一边就拉开车窗,喷云吐雾,初试罪恶。
冷不防,冯长骏拉了我一把:“哎,你爸!”
  我连忙藏了烟,起身,看见了父亲。是的,我看见了父亲。30多年了,我忘不了!
  我连忙对父亲说:“不是说好不用送吗?”
 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,他脸色很阴郁,但什么也没说,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。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,纷纷掐灭烟。
  很久,父亲才说:“你妈让我来看看。”
  我那时不懂事啊,我不知道这一晚,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。16岁,父亲送我远行,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。记得只说了一句:“没事儿,你回去吧。”
 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他看了一会儿,就说:“那我走了。”走到地下道口,又回头往我们这边看了看。
 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,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。我们父子俩,一共说了四句话。35年过去了,我今年都52岁了,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。
  那一夜,真是冷啊!
  火车终于开了,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。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,黑得就像墨。


3
    
  这是在东去列车的窗口。
  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,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,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。诗写得好,排山倒海。然而写诗容易,不过是吹牛逼押韵而已,吹完了不用兑现。而当年千千万万的小孩,却是为了这个激情时刻,从此坎坷了一辈子。这个结局,诗人们一般就不说了。
  火车开过了吉林市,就进入了山区,从窗户往外看,黑糊糊、莽苍苍的,怎么看怎么像威虎山。女生们都比较文静,动倒西歪地睡了。男生们睡不着,围着甩扑克,扑克甩了一阵儿,心里不踏实,陆陆续续到车厢连接处抽烟。“小迷糊”邹小峰样板戏唱得好,就眯着他那永远睁不大的眼睛,歪戴帽子,唱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“朔风吹,林涛吼——”,唱得有板有眼。唱完了,又拿腔拿调的学座山雕:“弟兄们,赶明儿个消灭了共军,大伙都闹个师长旅长干干!”大伙一阵爆笑,不知怎的,心里都有点儿破罐破摔的土匪情绪。
  这时候,工宣队过来了。他不像往日那样威严,因为明天我们就不归他管了,但话仍软中带硬:“都回去睡吧,下乡不是闹着玩儿。明天到敦化,还得继续走呢。”
  这一夜,我们告别城市,就这么稀里糊涂睡了,梦中没有家乡,没有林海雪原,也没有达坂城的姑娘,什么也没有。
  第二天早上,天光大亮,就到了敦化县城。长这么大,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县城。满天飘着小清雪,看街上什么都像袖珍的。我东张西望,觉得这么小的城市怎么也能住人?那些人,可怜巴巴的,好像还活得挺认真。
  那时候,通讯不灵,人的素质又低,基本没听说过什么硕士、博士,虽然如此,但接送我们的工作好象做得挺有效率。我那时小,也不知道是由哪个系统负责的。上午到了敦化,工宣队把我们领到候车室,一人发俩小面包,自己拿茶缸去热水炉接了水,三下五除二垫了肚子,门口就来了一辆大卡车。我们把行李扔上去,人再爬上去,工宣队看看好了,往司机棚里一坐,车就开了。
  眨眼工夫出了县城,才感到天高地阔。
  前面的这条公路相当不错,一直在平地上延伸。两边远处,是看起来不太高的山。后来我们知道,这地方不算真正的山区,更不算原始森林,只是半山区。延边自治州东部有一条长白山脉,我们这是在西部,只能算长白山余脉。要想看到原始森林,还要向两侧深入40里。我们此刻正在沿公路北上,如果一直走下去,就能到达黑龙江境内的镜泊湖;再往北,是牡丹江市;再往北,就不能走了。要是再走,就是苏联了。
  车开得不很快,但风也够猛的。大地银装素裹,我们那时是小孩儿,一见这个就高兴了。女生们叽叽喳喳,男生们大唱现代京剧段子“壮志未酬志不休”。离家20多个小时,这才算找着一点点感觉了!
  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,一定忽略了一个问题。那就是,那时候的年轻人,装束是什么样?凭现在的经验去想,那离谱就估计离得远了。不错,那时候的衣服基本就是蓝、绿两色,但细部大有文章。姑娘们怎么浪,小伙子怎么俏,都是有讲究的。
  先说阴。女生都穿中式小棉袄,立领,带纽袢,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叫了“唐装”了。外面再加一件花布衫,叫“袄罩”,花是小碎花,那阴柔之美就出来了。谁说那个年代灰不溜秋?大姑娘的袄罩,没有一件花色是重样的。脑袋上再围一大围脖,纯羊毛的,毛烘烘,连耳朵带鼻子一齐裹上,就露两个眼睛忽闪忽闪,额头上还有小刘海,女性味儿十足啊。说到这儿,我真是不能再说了,这帮水灵灵的小丫头,30多年过去,都上哪儿去了?大街上现在常有老太太花脸虎哨的扭秧歌,嘴唇含丹,颧骨上两朵“高原红”。我的天,难道这就是她们吗?
  再说阳。小伙们冬天要穿大棉袄,其实就是短大衣,但一定要毡绒领子,也是毛烘烘。里面穿件运动衣,那时候叫“球衣”,大翻领。关键在于,一定要有亮晶晶的拉链,东北话叫“带拉锁儿的”。下身一般是肥腿棉裤,又怎么做文章?有办法,里面也是带颜色运动裤,要把裤脚露出一小截在棉裤外边。就这么一身,最时髦。重要的是,脖子下的“拉锁儿”不能拉上,要翻开,呈美丽弧线。这就是那时候的新人类,酷毙啊,不得了!运动衣裤,又以天蓝色为贵,所以,东三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根本买不到天蓝色的运动衣。
  看来前辈们的脑筋是有一些问题。且不说价值观、婚恋观,就是我上面讲的这审美观,是不是有点儿精神失常?你想,把内裤的裤腿儿拽到外裤的外边露着,这不是痴呆吗?
  这还不算完,俊男靓女,一人一雪白口罩,不到冻急眼了一般不戴,就挂在脖子上,口罩掖在衣襟里,露两根雪白的口罩带儿在胸前,作为装饰。
  好了,说到这儿,你基本就可以想象了。但东北的冬天太冷,光上面说的那么俏还不行,不论男女,一人还得戴一顶狗皮帽子,仿军制的。胸前,再别一大像章,这就是时代风貌了。
我们这一车狗皮帽子,在雪后的寒天里,坐着敞篷车,过了一山又一湾,见着拖拉机也要嗷两声,见着马爬犁(雪橇)也要嗷两声。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。猛地,前面公路就要穿过一个能住一千人的大屯子(村庄)。大伙一片惊叹:这屯子好大,绵延足足两里地。
车开到屯子中间,戛然而止。
怎么回事?
我们的嬉笑声,也戛然而止。


 4
    
  哐郎一声车门响,工宣队跳下车来,喊了一声:“东甸子到了,下来吧!”
我们大伙儿,竟都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动。难道,这就是我们的流放地?这就是我们“大有作为”的地方?
雪后放晴,天很蓝。静默的村庄有一种压迫人的气势。
  人扑通扑通地跳下车,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有两件事情,引起了我们的兴趣。一是,家家院子里,都有一个大旗杆,是用几段木杆接在一起的,竖得无比之高,顶上飘着三角的小红旗。远望,村庄犹如桅杆林立。这是什么意思?我们猜了半天,不得而知。而我猜想,不过就是一种民俗吧。二是,大喇叭里有人在演讲,滔滔不绝,只有当今的美国国会议员才有那种口才。喇叭里的人,说的虽然是汉语,却有很多术语我们怎么也听不明白。
  这两件事情,我们后来都打听清楚了。小旗子的意思是“高举伟大旗帜”。这个象征,很搞笑,但又无懈可击。我承认,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高的旗帜。演讲的事情也闹明白了,是大队在开“揭盖子会”,相当于现在的听证会吧。老乡们说,有人能一口气讲一天。这样的天才,据我所知,目前世界上仅存卡斯特罗而已。
  红旗猎猎,喇叭里奇异的演讲声在天空回荡。东甸子,就这样以非凡的怀抱迎接了我们。
  工宣队和生产小队的队长办了交接手续,把我们这十个臭鱼烂虾甩给了贫下中农。吃了饭,就坐车走了,自始至终戴着那白手套。他是革命的人,但不一定要呆在最革命的地方。
  到东甸子时,已是下晌,肚皮都快饿瘪啦,所以这顿饭很香。农妇们在生产队部的灶上烙了热腾腾的大饼,熬了白菜土豆汤。汤不怎么样,有土腥味儿,但烙饼却是一流的。我们以为,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农民,今后的日子不可能苦到哪儿去。但是,我们想错了,这是东甸子的贫下中农唯一招待过我们的一顿饭。农民是熬过60年代初的灾荒的,知道免费的午餐谁也吃不得,吃了,就要饿死人。
  队部里来了些大人小孩,看热闹,有样子怪怪的,有衣衫不整的,有神情激动而不知所云的。就好比像现在街头蹲着的民工吧,看上去总有点儿别别扭扭。我们当中有人憋不住笑,龚本辉立刻就把脸一黑,压低了声音喝止:“笑什么笑?给贫下中农留下什么印象?”
  饭后,竟已是暮色时分了。因为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,男女生就分两拨,住进了老乡家。
  女生,住进了新上任的队长刘队长家。男生,安排在小手工业者李裁缝家。李裁缝是六指,不过也确实比常人手巧一些,在农村是少有的挣现钱的主儿。家道很殷实,东西屋有两铺大炕。他把老婆孩子撵到西屋,自己跟我们住一屋。
  刘队长是个好人,前不久搞政变刚上台,掀翻了盘踞东甸子十队六年之久的王队长,位置还不太稳,决心拉拢集体户以壮声威。他是正派人,掂量掂量队里的人家,对哪一家的男主人都不大放心,干脆就把女生收到他家去了。
  女生在刘队长家里怎么睡?我们不知道,反正在农村,两辈人男女睡一个炕不算违反习俗。我们当时的心思还没那么邪,没想得太多,倒是李裁缝的夸夸其谈,“煮酒论英雄”,让我们初尝乡村乐趣。
  
农村第一夜,大炕上躺了六个男生,略有些挤。但冬夜的炕烧得暖,让人筋骨舒畅。几个淘小子像在过野营生活,你捶我打地闹腾了一阵儿,都躺下了。李裁缝还要做一会儿活儿,在灯下咔咔地踩着缝纫机。我们睡不着,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。李裁缝是富户,家里电灯雪亮,墙上新糊了报纸,感觉跟城市差别不大。他是个死硬的倒王派,又天生有幽默感,现在有了我们这些听众,就不断地用缺乏逻辑的语言讥讽和控诉刚下台的王队长,说老王过去如何霸道如何专制,如何不得好死。末了,忽然跟我们说:
“历史上,姓王的都不是好人;姓李的,都是大英雄。”
  此话一出,我们哗然:“不对吧?哪个姓李的是英雄?”
  老李是山东人,用方言朗朗答道:“李玉和!”(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的正面人物)
  这个名字,从他嘴里说出来,听上去就是“力雨贺”。
  “那,姓王的呢,哪个是坏人呀?”
  “王连举啊!”(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的叛徒)
  我们爆笑,小迷糊说:“什么呀?不算,不算。”
  李裁缝抬起头,较起了真儿:“力雨贺!怎么的,不算英雄?”
  我们继续笑,龚本辉故意说:“姓李的,也有大坏蛋呢!”
  老李警惕道:“谁?”
  “李承晚。”(朝鲜战争时期的韩国总统)
  老李愣了一愣,也许是感觉似曾耳熟,但随即一口咬定:“我就知道力雨贺!”
  和老李笑笑闹闹,倦意渐渐上来,老李也停了手中的活儿:“不干了,睡啦。”他稀里呼噜脱衣上炕,关了灯,叮嘱我们道:“晚上起夜,就在墙根儿底下尿,别走远了。”
  “有狼?”
  “狼?狼还不敢进屯子,野地里,有苏联特务!”
  啊!老李一句话,说得我们脊骨发凉,睡意忽地一下就没了。睁眼看看窗外,没有一丝灯光,外面却总像是有人影。房脊上,寒风掠过,宛如阵阵狼嚎。


  5
    
  我们住在李裁缝家,开伙却是在刘队长家。四个女生,轮流做饭,当然也给她们算工分,然后内部调剂。男生则是坐享其成,饭来张口。东北这地方,大男子主义严重,因此没有谁觉得这不对劲儿。
  冬季是农闲,吃多了浪费,农民只吃两顿饭。我们入乡随俗,也如此,头晌饭九点多钟吃,下晌饭下午四点多钟吃。第一天吃罢头晌饭,我们就摩拳擦掌,要求去干活儿。刘队长笑笑说:“这么老远来,歇两天再说吧。”
  “也不累,歇什么呀!”我们那时候,大傻帽儿一个,非要抢着给自己戴上笼套。
  “好吧!”刘队长磕磕烟袋锅。“男的刨粪,女的搓麻绳,都抻悠着干,先锻炼锻炼。”
  人生的笼套,就此戴上。从那一天起,直到今天,我都没把这笼套解下来,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,有时侯叫“炼红心”,有时侯叫“做贡献”,有时侯叫“谋生”,有时侯叫“在岗”,反正就是稀里糊涂的卖命。
 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悠闲的时期切入了农村生活,所以没有感觉劳动这一关有什么难。刨粪实际上就是刨冻土。夏季里从猪圈和厕所起出来的农家肥,要掺很多土,堆成一堆发酵,到冬天被冻得梆梆硬,得用丁字镐一点点刨下来,用车拉到地里去,准备春天时候用。
  头一天干活儿,感觉很新鲜。两人一把镐,虎口震得厉害,刨二、三十下就要换人。干两个钟头之后,还要歇20分钟。歇气的时候,可以回家暖和暖和。
  歇完气,龚本辉到了场地,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用的镐了,就高声问:“哪个是我的镐?”
  小迷糊就吃吃地笑:“哪个是你的搞?哈哈,你的搞,你什么时候的搞?”
  众人会意,都哈哈地乐。原来那个年代,“搞”这个词,在民间有色情意义,跟“做爱”有点儿接近,比如“乱搞男女关系”、“搞破鞋(婚外恋)”等等。
  小迷糊一点破,几个男生就此伏彼起地喊:“这是我的搞!”“那个,我的搞!”潜意识里,暗指在队部搓麻绳的那几个美眉。说着说着,索性就点开名了:“关美玲,是不是龚本辉的搞?”“梁燕眉,最好让小迷糊的搞!”长这么大,第一次说黄段子,我们几条臭鱼真是内心酣畅,笑了个人仰马翻。
  龚本辉从组户开始,就暗恋上了女虾的头儿关美玲,此时仿佛心事被点破,顿时脸涨红,朝小迷糊喝了一声:“操,你他妈有点儿正经的!”
  小迷糊不买账,仍是嘻皮笑脸:“你急什么眼,关美玲不是你的搞,又是谁的搞?”
  一天的劳动,在这嘻嘻哈哈中,混的挺快。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苦,只觉得成人的生活其乐无穷。
  我们户的这几个女伴侣,在队部搓麻也搓得挺自在。她们跟农民,天然就亲近。对她们,倒是应该费点儿笔墨说说了。
  这几个女生,原先在班里并不十分出众,成绩平平,气质一般。那关美玲还是我的集邮伙伴之一,课间有时候互相展示一下藏品。关初解风情算是比较早的,有时候在看我的集邮册时,会把手不经意地搭在我肩上一小会儿。这举动在那时,虽无人非议,但已属大胆。我那时,暗恋的却是长影一个导演的女儿,根本就没把关放在眼里。
  三年的大折腾当中,我们和这几个美眉不是一个组织的。所以三年里也没见上过几面,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。折腾开始后,我成了灰色出身的人,降了等级了,关却是响当当的“红五类”,再见面时,她眼睛立刻朝天。从组户那天起,就没拿正眼瞧过我。
  这是我最早经历的世态炎凉,想想大革命前课间互换邮票的情景,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?关的变脸,使我的集体户生活从一开始就比较压抑。
  关是我们户的两名户长之一,她统辖的三名女兵跟她的出身一样,此刻也都意气飞扬。其中的郝丽珍是我小学同班同学,家在郊区,貌丑,人也笨,在小学里是灰色人物。哪曾想她的一个远房哥哥是省实验总务科的头儿,所以居然也考上了省实验。那时候的人淳朴,这样不公平的事,也没人想到里面会有什么猫腻。到了省实验,我们又是一个班,我内心多少有点儿鄙视她,根本就没把她当同学。而她在班里,也是夹着尾巴做人的。现在,这郝丽珍牛了,“红五类”,农活儿又好,从前的萎靡之态一扫而空。
  那一天,我们早上干活儿回来,在刘队长家里等着吃饭。郝丽珍轮值,端了一盖帘的粘豆包,从里屋去外屋地(厨房)下锅。她用脚尖扒开门,不小心掉了几个豆包在地上。郝丽珍一气,骂了一句:“他妈了个腿儿的!”
  无论在文革前,还是在文革开初的三年间,我们从未听到过女生骂粗口,那怕是那些很骄横的军干子弟。此时忽闻国骂,坐在炕沿上闲聊的男生们都面面相觑。
  郝丽珍终于用脚扒开了门,进了厨房。门一关,小迷糊就嘀咕了一句:“他妈了个腿儿的!”
众人一阵轰笑。龚本辉摇头叹道:“现在这女生,唉……”
那时的女生,意气飞扬,成了户里的主导。
  女生们住在刘队长家,自然就成了刘的拥护者。她们的立场,又传染给了我们,集体户自然成了刘的一股力量。此时的刘队长,立足未稳,只是个代理队长,前队长老王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。刘看到了这个危机,已经有所筹划。当时正逢有个小运动,可能是叫“清理阶级队伍”吧,他便果断出手,把我们派上了用场。因此我们刚一来到广阔天地,就给刘充当了一回马前卒。
  

   6
    
  刘队长也要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他和前队长老王比起来,根基还不厚,不敢贸然整肃王的死党,因此要找个软的来捏捏,杀鸡给猴看。他抓住的,是队里唯一的一个“富农”。这富农姓于,岁数不到50,应该算中年,但生活的厄运搞得他满脸沧桑,我们只知他叫老于头。农村的所谓富农,不过是在土改前比较下力干活儿的农民,辛辛苦苦攒钱买了八垧地(一垧折合10亩),雇两个扛长活的(长工),一块儿当牛做马的干。夏天日长,给长工吃“粘干粮”(因为能抗饿),自己舍不得,光吃玉米饼子。一辈子手没离过锹把子、锄把子,放到现在,就是勤俭持家的劳模。但是一旦评上了富农,就成了三孙子,人人皆可侮辱。
  刘队长下令,将老于头拘禁在队部,交代问题,不交代清楚不让回家。又特地指派我们几个男生当狱卒,交待说,适当的可以刑讯逼供。那年头无法无天,一个小小生产队长就敢行使公安才具备的权力,现在是不可想象的。我们受命刑讯,觉得很刺激,拿着宽皮带充当刑具,就去执行公务了。
  老于头哪里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,让他说说怎么种庄稼还差不多。我们看主流意识的小说和电影看多了,认定了富农都藏着一本“变天账”,都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内应,怀里都揣着毒药匕首,一心要豁出老婆、女儿给干部施“美人计”。于是就照着这个思路开干,抄了老于头的家,凡是纸张书本都搜罗了过来。
  审讯开始,牛头不对马嘴。老于头天生是个老实人,老实得有点木讷。天冷,他淌着鼻涕,问他一句,他卑微地一点头。问他三代,他都能说清楚。问他变天账,他答不上来。问他想不想老蒋,他沉默。
  我们吆五喝六,老于头就是不说什么。
  审了一天,没结果。晚上我和小迷糊值班,在队部看守他。夜长无眠,我俩就接着消遣老于头。小迷糊在学校文革中是活跃人物。跟对立派斗,冷不丁出狠手,一皮带能打得对方晕头转向。他的酷,给我印象很深。1967年末武斗彻底结束,批斗校长的事也早就停止了,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好长时间,这回有了个行使拷问权的机会,俩人都很兴奋。小迷糊语言尖刻,拿出一套审讯逻辑,几句话,把老于头逼到了死角。给我的印象是,变天账,有,但打死我也不说。
  老于头的态度激怒了我,我一把夺过小迷糊手上的军用皮带,喝问:“说不说?”
  老于头沉默。
  “不说?”我突然涌起了嗜血的冲动,武斗时虐待“战俘”的快感在瞬间重返体内。
  说时迟,那时快,我猛然抡圆了皮带,照老于的鱼尾纹老脸就是一下子。
  老于短暂而尖锐地呻吟了一声,两手捂住眼睛,痛苦而压抑地蹲了下去。
  小迷糊对我的爆发很感意外,他走过去,喝令老于站起来,手放下。他看了看老于的伤势,说:“妈的,自个儿去洗洗!”
  伤处被打了一个凹坑,血从老于左眼的眉骨处汩汩地流出来。老人走到水缸边,手颤颤地舀了凉水,洗了。小迷糊撕了一张审讯记录纸,给了老于:“把伤口摁上!”
  老于按住伤口,又站直,不敢乱动。
  小迷糊说:“你蹲那儿反省吧!”回头跟我说:“走,到院子里抽棵烟。”
  出了审讯室,小迷糊说:“怎么下这么狠的手?”
  “老东西,顽固!”
  “这不像在学校,你还是小心点儿。我刚才看,打得再往下一点,老于的眼睛就够呛。”
  我想想,也后怕,就说:“算了,不打了。”
  回到室内,我们对老于说:“你睡吧,可别想跑,想跑打死你!”
  老于哈了哈腰,有很感激的意思,动作不灵便地爬上了只有一张破席子的凉炕,狗那样蜷缩着,睡了。

  这件事情,梗塞在我心里30多年,今天是第一次说出来。我的亲朋好友,都不会想到我年轻时曾有过这样的劣迹。在下乡几年后,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文学名著,人文主义的泉水渐渐流淌到我的心田。我终于悟到,那天晚上打老于头,是我一生中最不可原谅的一个耻辱。从此,它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多少年了,我都不敢把它说出来。
  如今我已是老于头当年的那个岁数了,设身处地的想想,如果一个16岁少年这样野蛮地对待我,这样践踏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,那我肯定是无法忍受。其结果,不是这个小兔崽子毁灭,就是我毁灭。
  但是老于头却是默默地忍受了,在那个年代,他没有抗议的权利。第二天上午,他的儿子、回乡知青于胜军来给他送饭。猛地看见老父亲左眼上的淤青和伤痕,小于内心显然是极度震惊。他悄悄扫了我和小迷糊一眼,跨上一步,想细看伤口。
  老于头在儿子面前还是有威严的,只低低说了一句:“把饭撂那儿,回家去吧!”
  于胜军完全明白了,喊了一声:“爹!”
  老于头又喝道:“回去!”
  于胜军眼睛里泪花直转,但又不敢让它流出来,怕我们说他为富农老爹叫屈,只得忍着,说了一句:“爹,你趁热吃啊。”说罢,一扭头跑了。
  于胜军曾经是吉林市一中的学生,比我们大。1965年初,念到高二就辍学回家劳动了。在生产队里,算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。他送饭走后,我把从他家抄来的书籍拿出来看。他家的书,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,高中课本、农业技术、历书,还有一本翻烂了的《新华字典》。我拿起一本过去的高中课本慢慢地翻着,忽然书里掉出来一张纸,落在了地上。
  是变天账?
  我赶忙捡起来看,原来是用钢笔写的一首新诗。我随意看了一眼。不料,却一下子进入了那诗的境界。30多年过去了,我依稀还记得那首诗的内容。
    
    美丽的松花江啊,你静静地流,
    浓浓的晨雾为江城披上了锦绣,
    我在你身边徘徊,不愿意离去,
    明天,我就要告别你,何时回首?
    
    松花江啊,你静静地流吧,
    你把我最美的青春岁月带走,
    琅琅的书声,灿烂的笑容,
    在你身边我度过了学校的春秋。
    
    再见了,美丽的松花江,
    山里的儿子走了,谁也没法挽留,
    我会永远记住你夏天的早晨,
    记住你给予我的无限温柔……
    
  诗倒不是什么绝唱,还欠斟酌,但充满了少年人的真挚。我内心一根最柔软的弦,忽然就被触动了。我知道,像于胜军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,就是念完了高三也没什么用,大学的门不会为他敞开,他终究是要回到这山沟里来,当一辈子老农民的。我当年已经是个初级的文学爱好者,把从学校图书馆窃来的书读了个七七八八。这首诗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明白。一个少年,要永远的告别城市和校园了,那种绝望感,“轰”的一声,就引起了我的内心共鸣。
  我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逻辑,能写出这样纯洁的诗的人,不可能是个恶人;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的老爹,同样也不可能是恶人。
  我看看木然地蹲在墙角反省的老于头,忽然起了怜悯心,觉得自己昨晚打的这一皮带,实在没有必要。想到这儿,就对他说:“你起来,坐在炕上吧。”
  老于头抬头望望我,不相信地迟疑着。
  我又说了一遍,他才颤微微地爬上了炕,继而又把头深深低下。
  我抡了老于头一皮带的事,很快在屯子里传开。后来我知道,这件事实际是有违乡俗的。乡亲之间,如果不是搞破鞋、当王八的问题,一般不会下这样的毒手。骂,可以;鄙视,可以;但打不可以。打人,这是我们知青来了以后才有的背谬事情。农民们心里感到震恐,知道刘队长这少壮派可不是个猪头,这回动用了小盖世太保,用铜头皮带说话,那就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  刘队长知道了我打人的事情,也没说什么。他知道,震慑作用已经起到了。于是把老于头又关了两天,他发了话,就放了。
  这个风波就这么过去了,像水洒进了旱地里,无影无踪了。后来老于头在队里负责看仓库,干活的时候经常能遇到他。每次见到我,他都是很客气地打个招呼,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。这多少减少了我一些负疚感。只是,我从来不敢去看他眉毛上那个很深的疤痕。
  
 
  7
    
  我们给阎王当了一回小鬼,按现在的利益交换规律,自然会得到回报。那个时候其实也一样。刘队长早年当过兵,见过一点儿世面,不蠢。他明白,知青是个有来头的新事物,一登场,就将我们收为了御林军,逼退了王队长势力的反扑。刘队长和我们,从此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蜜月期,说实在话,他也确实给过我们不少照顾。
  首先是解决了住房问题。我们在李裁缝家打游击,总不是个事。但天寒地冻,没法起房子,老刘就给想了一个办法。
  我们当年下乡,国家给每个人有100多元的安家费,每个户还免费给若干木料盖房,外加白给一年的粮食。这知青头一年的生活,可说是衣食无忧,干活儿所挣的工分,都是净赚,即便穷人家的孩子也不用愁。从就业的角度看,这还是非常人道的呢。
  可我们那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一点儿也不领情。这笔免费的财富,都是由生产队来帮我们打理,有没有人从中做手脚,不得而知,我们也没工夫操那个心。
  刘队长建议,先找某老乡让出一处新盖不久的空房,作为集体户宿舍。再从公社把木料领回来,给房主另起房,拿出适当的安家费补偿一下人家。到开春,生产队负责派工,帮人家另起一座新房子。这样的调换,原房主损失不大,只不过晚住了几个月新房。
  我们的房子问题,就这样轻而易举解决了。生产队派人给我们糊了棚,装了电,一座亮堂堂的三间大屋,就成了我们的家啦。
  我们下乡还不到一个月,看什么都新鲜,老是追问刘队长哪里有原始森林,能不能看到老虎和黑熊?东北人把黑熊不叫黑熊,叫“熊瞎子”。我们这帮孩子,没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,倒是个个都有“熊瞎子情结”。刘队长看我们完全是乳臭未干,就笑:“哪那么容易碰?1960年以前还多,这两年,不好碰了。我才看见过几回呀?”
  龚本辉就问:“那,林子里能不能‘棒打狍子瓢舀鱼’呀?”
  刘队长吃惊:“棒打狍子瓢舀鱼?谁说的?还天上掉馅儿饼呢!”说完就笑个不住,“你们这帮学生,学生啊!”
  龚本辉不好意思说是歌里唱的,把后面的话咽下了。
  可巧,去深山老林的机会,说来就来了。每年冬天,生产队都要派人进山打柴火。城里人根本没法想象,这半山区的农民用柴,全世界也罕有其匹,与英国贵族好有一比。春节前夕,农活儿不紧了,四、五个劳动力就开进山里去,住下来,伐木。把上好的圆木截成一尺多长的墩子,劈开,就成了白生生的劈柴。这种桦木、白松劈柴,现在就是比尔-盖茨老先生大概也用不起。当年东甸子家家户户,门口都有四、五垛这种劈柴。我们城里孩子哪见过这么好的木头,更想不到这样纹理清晰、没有疤节的木头,只是拿来烧饭的。当时虽没有什么环保意识,但也隐隐觉得心疼。
  去山里,刘队长派了老龚、李家轩、王亚奎和我,带我们去的是大老张和另一个小伙儿。我们是孩子,但也能俩顶一个,和往年的四个壮劳力差不多。
  刘队长说:“哈,这回开心啦?能看见原始森林了。山里头冷,活儿危险,有事听大老张的,多加小心。走那天把鞋里絮好兀剌草,别冻烂了脚丫子。”
  这兀剌草是什么?那年头,可是大名鼎鼎。民谣曰:东北有三宝,人参、貂皮、兀剌草。我们在小学就知道,那都是看小说《林海雪原》看的。人参,我们当时都见过,不稀奇。貂皮,没见过,但想也能想得出模样来,几十年后看见二奶们用它系脖子,觉得跟当年想象的也差不多。就是这兀剌草,无从想象,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今日始知,是暖脚用的。
  大老张成了我们临时的头儿,我们就需要和他尽快熟悉起来。下晌饭后,我们四个就去了他家。
  大老张,山东人,四方大脸,目光炯炯,满脸的连毛胡子,剽悍匪气。要在今天,非得迷死一片师奶。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他。龚本辉私下里曾说过:“大老张,嘿嘿,这家伙肯定有来历,说不定是国军留下的。”
  王亚奎说:“是土匪吧?”
  李家轩说:“抢过银行!”
  我猜测:“肯定是强奸犯!”
  可是,我们全都猜错了。去了大老张家,我们见到了他一家。他老婆是个很普通的农妇,一边吆喝着几个孩子,一边给我们卷旱烟抽。在大老张家的墙上,跟其他农民家一样,有两个专装相片的镜框。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,看到了一张老照片。其中一张双人照,一男一女。男的是英俊小生,酷毙。女的是国色天香,全盖!照片上写着“兰州医学院留念,1959”。这俩人是谁呀?
  “我呀。”大老张说。
  我们差点儿没惊掉眼珠子,很自然地,又把目光集中到那绝色女子脸上。那女性,二十二三的年纪,风华正茂,顾盼流光,丰满的胸前别着校徽。就我一生中所见的女子照片而言,仅有林徽因的风采能与她稍稍相提并论。
  “这女的呢?”龚本辉脸上有坏笑。
  “是啊,这谁呀?”我们几个起哄道。
  大老张的表情倒是有点儿诧异了,用手一指他那满口山东土话的黄脸婆:“就是我老婆呀!”
  哇噻!我的老天爷!
  晕!全晕!我们再注目细看那照片,可不就是大老张两口子年轻时?然而,形虽依稀相似,神已相差天地。围着照片,我们一片唏嘘感叹。暗自想到自己10年后,会不会也像老张这样胡子拉楂,亦匪亦农?那一次,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“沧桑”这个词的涵义。从此不敢嘲笑潦倒的人,也知道了青春年华绝非永久。
  自然而然地,我们要问:“老张,大学毕业,为啥要到这山沟里来当农民?”
  老张嘿嘿一笑:“60、61年,为生活所迫呀。”
  难道是饿的?城里人还不至于吧?我们都不禁纳闷儿。老龚却偷偷一乐,不再追问了。
  大老张显然很喜欢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少年。那时节我们活蹦乱跳,天真未凿,也许让他想起了往日城里的文明生活。正巧老龚的爸爸也是搞医的,过去单位就在兰州,两人就侃开了皋兰山、黄河鲤,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。
  出了大老张家,我们心里已经很踏实了。这一趟进山,有他罩着,错不了。
  老龚冷不丁问大家:“你们说,他两口子为什么跑到这儿来?”
  “为什么?”
  “在学校,准把他老婆肚子搞大了!咱们赌,要不是这事儿,我改姓!”
  哦?也没准儿啊。我们几个若有所悟。
  
  
  8
      
  出发那天,我们半夜里迷迷糊糊被叫醒,来到了队部。大老张和一块儿去的小苏已经把马车套好了。马在寒冷里打着响鼻,喷出一团团的白雾。
  老张看我们穿得还算整齐,就说:“上车吧。”
  等我们上了车,他忽然又想起,说:“都脱了鞋我看看。”
  一看我们脚上穿的都是毛线袜子,他火了:“这哪成?冻掉了脚指头,我怎么担待得起?都给我下来,把兀剌草絮上。”
  小苏到值夜的老更倌(更夫兼饲养员)那里,要了一大捆兀剌草。这些兀剌草,是头年打来的,已经晾干,像麻一样一条条的,呈褐色。小苏手脚麻利地用特制的木捶把草砸扁,分成小缕,塞在我们的棉胶鞋里。我那时,其实和目前在座的大多数一样,是不大看得起农民的,觉得农民就是愚昧的代名词。但是看小苏一缕一缕地给我们絮草,还耐心地解释,鞋尖儿需要几缕,鞋跟需要几缕,怎样才能既防冻又不硌脚,我才感到,农民,其实是很有学问的。
  那天晚上,死冷,足有零下35度。我们坐在大车上,把鼻子、嘴巴捂得严严实实,就露两只不怕冻的眼睛。不一会儿,眉毛和眼睫毛就结了白霜,一个个跟寿星佬似的。年轻人贪睡,两点钟被叫起来,一直就在半睡状态中,上了车,又睡。颠簸了一个多小时,小苏挨个把我们推醒:“下去跑跑,活活血。再这么睡一个钟头,脚就冻残废了。”
  睁眼再看,举目是一片雪野,在冬夜下闪着奇异的光。我们跟着马车跑,觉得脚已经冻得没知觉了,像拖着两个大铅块儿。
  小迷糊边跑边问:“小苏,尿尿行不行啊?”
  “怎么不行,你们想尿就尿吧!”
  “不会冻成冰棍儿吧?”
  “哪能啊,听谁胡扯蛋?”
  大家就笑。
  忽然,老龚止住脚步,极其紧张地朝远处一指:“你们看,那是什么?”
  信号弹!
  无人的旷野深处,悄然地升起一颗明亮的信号弹,一会儿,又是一个,又一个。红的、绿的、白的,曳光弹急速地升起,从容地划个弧线,然后落下,熄灭。
  我们紧张动注视着那诡异而又美丽的光点。
  前面小苏勒住了马,大老张回头问:“你们看什么?”
  老龚说:“有信号弹!”
  大老张一笑:“经常有啊,没什么事儿。”
  “是解放军?”
  “什么解放军,是苏联特务!”
  啊?苏联特工?我们估计了一下距离,也就离大路不到两公里远。但是黑夜里,那个方向什么也看不到。
  老龚很惊奇:“怎么没人去抓?”
  “抓?吹气儿啊?县里民兵和武装警察都来过,什么也找不着。走吧,就当看了烟花吧。”
  苏联特工,近在咫尺!我们都呆了。
  他们放这些信号弹,有何意义?冰天雪地里,特工们是怎么潜入、怎么生存的?这些人,不大可能是老毛子俄罗斯人,肯定招募的是中国人,那么,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充当了苏联特工?难道,在我们天天打交道的农民当中,就有特务在?
  想到这儿,我们都不禁打了个寒噤,睡意没有了,尿也没有了。
  一路这样走走、睡睡,到早上8点多钟,天渐渐亮了。我们这才看到所谓原始森林。据我后来所获得的知识,这地方也不能算原始森林,因为从日伪时期起,这里就开始了有计划的采伐。“原始”只是相对而言。
  山林的空气,凛冽得像块冰,刺骨而透明。我那时发现,凡是没有人的地方,世界就很美好。除了积雪下一条隐隐约约的路,看不到其他人为的痕迹。林子里,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到处是狐狸和野兔,但是在雪地上,可以清晰地看到交错的小兽脚印。正如苏联科普作家维-比安基写的那样,有的像一串惊叹号,有的像句号,有的像逗号。雪地上的足迹,记录了林中的生存与搏杀。
  在备受当今少壮派鄙视的60年代前期,我在小学里把维-比安基有趣的森林故事读得昏天黑地,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那时候就想,什么时候能到森林里去看看,也不枉此生。
  今日终于见到了大森林,我们这一群小孩儿,并没有欢呼雀跃,而是从心底里升起了敬畏之感。马车轱辘压着深雪“轧轧”地作响,森林的图景在晨雾中缓缓展开。到处可见四五人才能合抱的巨树,像帝王般傲然挺立,看上去,华丽而又尊贵。
  临近中午时分,到了地方。大老张说,离家已有40里了。
  就在这蛮荒世界的深处,我们惊奇地看到了有一座小房子!不仅如此,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!
  这人,是当代的梭罗,在远离人烟几十里的密林里,离群索居,自食其力。
  这个中国特色的梭罗,大老张和小苏叫他“老关头”。当老关头从他那个小马架(林中小屋)里钻出来时,我们真正怀疑自己是来到了童话世界。老关头虽然远离现代生活,但并不像类人猿。跟一般的老农打扮一样,黑棉袄、勉档裤,腰上扎着麻绳。看岁数,也就60不到。
  他那小屋其实不小,一铺大炕,能睡七、八个人。地上有个大凹坑,就是灶坑了。屋子没烟囱,生火做饭,就敞开门放烟。
  老关头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管束的独立人,没户口,也没有片警来查。自己在马架子周围种两亩地玉米,秋后收了,足够他吃。还能多出一些,就托进山的人捎出去换盐。有了盐,有了玉米棒子,他就能活。在那个年代,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不用喊“万寿无疆”的人。
  公社机关也知道山里有这么个“老跑腿子”(单身汉),但他们不管,征粮也征不到这地方来。天网恢恢,谁说不漏呢?
  老关头当了二十来年的隐士,性格还满开朗,跟我们一见如故,叫我们“小崽子”。我们一开始还尊称他“关大爷”,后来绷不住,去他妈的,也就“老关头”、“老关头”的叫开了。
  抵达林中营地的当天,已经来不及干活儿,大老张他们两人,忙着为第二天做准备。卸下粮食和土豆,交给老关头,请他为我们临时做几天饭。
  山里日短,没等喘口气的工夫,天就暗了,寒气逼上来,比山外的温度低得多。我们吃了老关头做的小米饭,就钻到被窝里听他讲古。
  他是个有些阅历的人,谈起抗联当年的秘密营地,说就在这一带,但还要往深山里去。
  我们都惊讶,再往里去,路都难找,还怎么打游击?
  老关头说:“抗联苦啊,要吃没吃,要喝没喝,讨伐队还老来,连火都不敢生。”
  看来抗日不光是要不怕死,还得不怕冷。我们都吐舌头,这死冷的天儿,不生火,那不是要冻成冰棍儿?
  老关头讲完了革命,又讲起了黄段子。我们委婉地问他,没有老伴儿,熬不熬得住?老关头说:“我一个老棒捶了,有啥想的?不像你们,一进被窝,小棒捶先就登登硬了!”
  棒捶,东北话指人参,用来比喻男人某物,取其形似。别看老关头一个人活在深山里,可一点儿都没呆傻。


  9
    
  在老林里干活儿,风景好,也好玩儿,但就是冷。一点都不敢歇着,歇一会儿,汗湿的贴身衣服就冰一样凉,凉得让人直想蹦高。现在的老板,都恨员工们不够卖力,我看只要在办公室里装上巨型空调,打到零下40度,职员们保证能撒欢儿地干,根本用不着给他们念《致加西亚的信》。
  我们的工作场地,离老关头的住处还有10里地,大概就是当年抗联呆的地方了。没有马车道,只能走爬犁。一路上,雪深没膝,一点儿都不夸张。走一个半小时到地方,就开干。两人一组,伐木。
  生活中有很多知识,不学,是不知道的,即便拿了双硕士学位也没用。比如,怎么能把一棵树锯倒,在座的读者和那时的我,一定以为没啥,抄家伙就锯呗,把树干锯透了,那树不就倒了吗?错!你这么锯下去,锯过了一半,树就会把锯夹住,根本锯不动了。正确的方法,要先在一侧锯到一半,再换个相对的方向,提高一点儿锯位,锯另一半,锯上一会儿,树就开始咔咔响,朝第一个锯位的方向倒了。人要马上闪开,喊一声“顺山倒喽——”。喊,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,也给旁边的人提个醒。
  一棵参天大树,就这么慢镜头似地砸下来了,砸到地上,腾起漫天雪雾。断裂的细树枝在半空轻舞飞扬,煞是壮观。
  树放倒,就用马把它拖到一块空地上,截成小段,用斧子劈成柴火柈子。再用爬犁拉回老关头的营地,码好,等生产队来车往回运。
  我这里说得简单,真干起来,那是要把人累死。冬天日短,路上又要耽误三小时,纯粹的干活儿时间并不长,到了地方,就得玩命干。伐木,是挺有趣儿的,但不能老伐。最费时间、也最枯燥的是截木头,也是两人一组,坐在冰凉的地上拉大锯。屁股受了凉,尿就多。小苏每撒一泡尿,就要抱怨一次:“妈的,赶上老娘们儿尿多了。”
  老龚就逗他:“你也是肾虚吧,把老婆干得太狠啦。”
  小苏大不了我们几岁,却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。他不好意思地一笑:“农村,没啥娱乐,不干那个干啥呢?”
  大老张为了鼓舞士气,就讲1960年开舞会的事情。我们小学四年级时,舞会就禁止了。1960那时候,物质不足,拿精神来补,单位里面舞会开得盛,我们只有一点儿模糊的印象。
  经大老张一说,才知道那一段时间,其乐无穷。
  “学院里头,三天两头有舞会。舞会不稀奇,关键在黑灯。黑五分钟,啥也看不见,搂着蹭……”
  “蹭啥?”我们听不明白。
  “嘿嘿,蹭肚皮呀!”
“蹭肚皮?”我们反应过来,爆笑一通。
大老张啊,这狗东西!
  艰辛而又欢快的劳动,不知不觉进行了五天,按约定,生产队应该来车,拉劈柴回去,同时给我们带来给养。但是雪大,进山困难,这一天,车没来。
  粮食还有,菜却没了,晚饭连咸菜疙瘩都没了。怎么办?大老张有办法,拿热水化开了粗盐粒子,一个人碗里倒一点儿:“就和着吃吧,比吃糠还强点儿。”
盐水的滋味,咸,苦。我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屋子里像冰窖,老关头的“棒捶”笑话也听腻了,长夜如何度过?
老龚说:“烤火吧。”
  上好的木柴扔在灶坑里,火焰熊熊。老龚曾多次说过,杨靖宇将军为抗联写的军歌,有一句就是“火烤胸前暖,风吹背后寒”。今天,我们全都体验到了。
  大家伸出手来,看见一个月前还细皮嫩肉的手,此刻冻得紫红,伤痕累累,不禁都黯然神伤。
  王亚奎哀叹:“明天车再不来,小米也没了。”
  老龚说:“不想那个,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唱歌!”
唱什么?看见篝火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小马架的泥墙上,几个瘦小的影子,更显得孤苦伶丁。悲愤之情涌了出来,就唱《国际歌》。

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人们。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……”

  这悲歌与我们所处的情景,非常吻合。
  老关头眨着眼睛在听。他的这个土鳖小马架里,几十年中,恐怕还是第一次响起带欧洲味儿的歌曲。
  
  大老张看我们情绪不对,就说:“来来,我请你们吃饼干。”
  不知道他要变什么戏法,我们都看他动作。马料里,还有半块豆饼,老张去拿了来,用砍刀削下一些薄片。
  “用火烤烤,就是饼干。”
  这豆饼是何物?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是不载的,它是农村用黄豆榨油后所余的渣滓,富含蛋白质。前段时间,阜阳的大头娃娃要是不喝奶粉,而吃这玩意儿,头可能不会大。豆饼有腥味儿,不是人的吃食,但用火一烤,蛋白质熟了,竟喷香扑鼻。吃着,有蛋黄的香味儿。
  咯吱咯吱嚼了一阵儿,果然解馋。口腹之欲一满足,精神就有需求。我们钻进被窝,就央求老关头讲那过去的事情。
  老关头是民俗学家,从他那儿,我们知道山里有很多禁忌,不能打破。比如严禁妇女进山,更不能让妇女伐木。不然,树倒的时候就容易砸着人。当时虽是革命时期,山里的这些规矩也没破,百里老林,见不到一个母系。这固然是对女性的侮辱,但多年以后我想,这其中也可能暗含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。还有,砍伐过后的树根不能坐,因为那是“山神爷”的宝座。山神爷又是什么呢?是金钱豹。老关头说,最后一次见着豹子,也在六年前了。“山神爷”出现之前,山林里就有异常气氛。那东西身影一现,百兽都要避开。有一次,老关碰见它远远地下山来,不巧枪没带在身上,只好倒头便拜,口中喃喃有词:“山神爷保佑!”接着,就是叩头如捣蒜。
  豹子爷见到这不抵抗主义,不大理解,困惑了一会儿,就返身走了。
  山神爷就这样一去不复返,但熊瞎子是年年光顾的。一立秋,半夜里就来偷老关头种的玉米吃。连吃带糟蹋,损失一大片。遇到这情况,就得吓唬,放一枪,怪叫几声。熊瞎子觉得情况不明,就会自己走开。熊一般不会吃人,但发情期的母熊不好说。山民有偶然与熊遭遇的,被熊妈妈一巴掌抓过去,往屁股底下一塞,当做了沙发用。坐完以后,也不吃,起身就走。其实,她是早把屁股底下的人给忘了。即便这样,人也活不了,因为五、六百斤的重量压下去,“沙发”一般都被压漏气儿了。
  老关头讲这些,我们感到很刺激。劳动越来越不像是劳动了,倒像一场探险。
  一夜无话,只是蛋白质不好消化,被窝里炮声连连,似当年激战大沽口。
  第二天,炮声平息,我们的救星也到了。刘队长毕竟没忘了我们这支探险队,派“打头的”(生产组长)带粮草上了山。一共来了两辆马车、四个人。见到山下来人,我们如同见到了八路军,都喜极而泣。
  小米有了,土豆有了,咸菜疙瘩也有了。生产组长庞德海还给我们带来了家信。那时候平信走得慢,一来一回正好一个月。拆开老爸写来的信,又是老一套谆谆教导,陈腐不堪,他怎能理解我们革命年代的新人类?倒是有两句话比较有份量,到现在我还记得。
  他说:“看到你抽烟,我当晚回去很不安。跟你妈一说,你妈哭了。抽烟不是罪恶,但却是意志薄弱的表现。你下乡,环境不同了,生活恐怕要很严峻,意志薄弱者,难免被淘汰。人一生要走几十年,拼到最后,就是拼意志。你把《论持久战》好好看一看,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学生,人家是要把你当作一个兵的。人生战场上,求死容易,求生,难啊!”
  老人家苦口婆心,我没大在乎,继续抽烟。到今日,意志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薄弱了。不要说建功立业,连活都活得没啥意思。我想,有的人,从小喝的是大头奶粉,先天不足,人生这一仗注定了就打不赢。折腾半辈子,也是给人家垫背。早知今日,我当初什么也不干,到今天也是一样。
  庞德海四人用秫秸打地铺将就了一宿,第二天拉走了三分之一的柈子。我们又继续熬了五天。
  粮草足,心情就好,没事儿就逗大老张讲“蓬嚓嚓”的故事。60年代初的生活令我们神往,那些年我们还小,没成人,好多乐趣没赶上。只记得小学老师人人都唱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。他们当我们面儿,要我们做“合格接班人”,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,没准儿也要“蹭肚皮”。现在的少壮派学者,把文革前和文革两个时期给一勺烩了,说反正都是不自由。自由不自由的,我不会太在乎,关键是安稳。那些年代初,就安稳,我们上学哪有家长接送的?没匪、没娼、没人贩子,连汽车都没多少,我们怕什么?
  因此我们下乡后就不满,不能学习了,还要服苦役,安稳的日子,从此没了。听大老张讲过去,就像现在的小女人愿意听人家讲上海滩,都是自慰而已。


  10
    
  我一般不崇拜学者,尤其不尿那些少壮派。但对有一位是例外,他不是我们同胞,他是美国人,叫亨廷顿。他说,美国和第三世界老掐架,那是由于“文明的冲突”。这个理论,我服。我们当年从长春到东甸子,就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了巴格达,必然也要有“文明的冲突”。
  那时候我们去,说是接受“再教育”,心里可不大服。老师、校长都没能教育我们,山沟里的农民有什么资格?我们,就是时尚的代表。单说这拉锁大翻领,天蓝运动裤,农民见都没见过。
  那些农民,不大自觉,还真以为会种地就有了天下第一的学问,要充充老师。尤其那些30来岁的少壮,满口土掉渣的地方口音,把“敦化”说成“敦滑”,把“贫下中农”说成“贫下中能”,把“春耕”说成“春惊”,把“大寨”说成“大再”。我们说标准音,他们还要嘲笑。这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,难道还想颠覆?这暂且不说了,文明的冲突,大不了各说各的。最让我们几个男生不能容忍的,是少壮们三十郎当岁,拉家带口,儿女好几个,还个个色迷迷的。专跟我们户女生套近乎。一开会,就往女生跟前凑,没话找话,说说“敦滑”,聊聊“春惊”,恬不知耻。
  女生呢,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,莺莺燕燕,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,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。来而不往非礼也,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“贫下中能”,扯扯学“大再”,连长春口音都改了。气死个人!集体户内部开会,我们就提出,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“性骚扰”,女生们不吃这一套,说,思想不要太肮脏,她们接近贫下中能,没有错儿。你看,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。
  那少壮农民,都有点文化水儿,以高小毕业的居多,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,大分头甑亮,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。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,用白线勾的,花乎哨,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。他们勾引,也就罢了,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。平时干活儿,老帮着女生,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,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。
  女生意志薄弱,或者说性意识早熟,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,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,反而不咸不淡。
 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?我们被激怒了。
  那时,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,学会了一种黑帮“切口”,也就是黑话。说起来谁也听不懂,学起来挺简单。原理就是,在说话时,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,在声母后面加一个“ai”,在韵母前面加一个“g”。比如说“妈”字,就要说成“买嘎”;说“爸”字,就要说成“百嘎”。据李家轩讲,这语言叫“哑语”,他一提倡,我们都感到有趣儿,几天就学会了。说起话来滴里嘟噜,完全是外国语,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。
  会了“哑语”,我们就神了,可以当面骂人,被骂的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也可在外人面前商量机密,不怕泄露。
  再开会,少壮们往女生那儿一凑,我们就用哑语大骂,内容很不文明,这里就不好翻译了。大意是说,发情不能不看场合,或者回家跟自己妹子去干,等等。
  少壮们起初很意外,跟女生打听我们说的是什么话。女生们也不知,就开玩笑说是西班牙语。少壮们知道没好话,尴尬了几天,又厚着脸皮继续“君子好逑”。
  这天,少壮派的首领人物庞德海开会时候读报,为了显示有文化,拿着“敦滑”的腔调,抑扬顿错,念得白字连篇,遇到不会的字就蒙。其实这活儿,可以让我们来干。龚本辉是标准男中音,我是过去本派战斗队的广播员,念报纸,都跟中央台的效果差不多。但庞德海非要自己念,这也是一种权力显示吧?——你能,但你没权,所以我就不让你干。
  我们都习惯了,就当他放臭屁,我们在底下用哑语说我们的。
  那天,夜长,读报时间也长,一张报四个版都读到了。其中有一条当时很罕见的科技新闻,大概意思是说,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,发明了什么新药,能治愈什么疑难杂症。那时候医学上也是扯蛋,开刀不用麻药,硬切。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没人信。这庞大学士念着念着,突然蹦出一个词儿来——“吼房”。小迷糊听了,一机灵,高声问:“什么吼房?”龚本辉领悟最快,喊起来:“老庞啊,那是‘乳房’,还‘吼房’!”老庞脸一红,说:“对对,乳房,乳房。”他其实知道这词儿的涵义,但就是念不准,所以又解释了一句,“就是那个,咂咂,老娘们儿的咂咂。”一边说,还一边揪了揪自己的胸脯。
  这下,全场笑倒一片。老娘们儿就开骂,大姑娘脸飞红,我们户的女生全低了头,笑得挺兴奋。
我们这样羞辱老庞,他脸皮厚,安之若素。安排活儿时仍旧照顾女生,为掩人耳目,也顺带给我们安排轻活儿。我们以为他和其他少壮都是软蛋,我们这“城市文明”完全可以和乡村文明抗衡抗衡。其实我们错了。睚龇必报,秋后算帐,是中国人的根性,哪有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?只是老庞比我们有城府,看我们目前还受刘队长的庇护,他隐忍不发而已。不是不报,时候没到。

  从山里回来,到春节前,是真正农闲。活不多,带干不干。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。现在的少壮学者们恐怕又要说,那年头,有什么文化?
  当然有,我说的是,苏联文化。
  认真地说,我们这一代,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。我们懂事时,中苏已经开始掐架,高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“苏共中央”。苏联文化原本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大餐,不是我们的。我们接触它,是因为1969年出现了文化真空。我这里说的文化,是说最基本的流行歌曲。本来,文革中有大量颂歌出现,好听,有激情,取代了文革前的一批老歌。可是,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一帮,不知发了什么昏,从1969年起,直到1971年,在广播里几乎禁播所有的歌曲。天天只有样板戏,猴子拉稀,没完没了。
  你不唱,我们不能不唱。唱什么?《敖包相会》,《芦笙恋歌》,《送我一束玫瑰花》。中国的老歌不够唱,苏联歌就乘虚而入。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,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,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,最后人家当兵去了。苦恋的副产品是,老龚学会了《外国名歌200首》里的150多首。我很替老龚抱不平。那女生心肠太硬,150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,走了也好。
  所谓《外国名歌200首》,是一本歌曲集,文革前的小资读物,相当于今日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。说是外国名歌,其实以苏联歌为主,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。60年代初出版,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,文革后当然遭禁。1968年,除了工人农民,全社会都很清闲,在地下状态中,这本小册子就很流行。到了集体户,山高皇帝远,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子来嗅了,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。
  老龚嗓子好,是美声的那路,用脑腔共鸣,发的是丹田之气。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,下乡还带了把京胡,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。每晚只要不开会,我们这里就开唱,一首首的跟老龚学。《卡秋莎》、《山楂树》、《小路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……这些经典,一学就会。
 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,人家苏联,是个很小资的国家,什么东西一弄,就很有味儿。你瞧,山楂树下,两男追一女,多美。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,一问老乡,叫“臭李子树”,就这,还能有什么情调?
  我们住的房子,是典型的土坯房,泥巴墙,草屋顶,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,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。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,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。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,唱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,那感觉很奇异。
  我们那时候年轻,相信进化论,相信明天会更好。总幻想有朝一日,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,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。30多年过去,这梦想才破灭了。知青一代,也老了,在KTV包房里唱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,搂在怀里的,是三陪姑娘——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  男愁唱,女愁哭。我们是愁啊。四个女生,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。青春期,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?环境这么恶劣,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。我们自己的女生,我们既征服不了,也保护不了,这叫什么事儿?要不是文革,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,真是——他妈了个腿儿的!
  
 乡下的生活,渐渐无趣起来。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,我们还有顽心,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,三五天就能回去。时间一长,知道这只是幻觉,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。每天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,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。
 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。1968夏季的时候,百无聊赖,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“战友”,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,做过两回窃书贼。战果很不错,共窃得艾芜《南行记》、叶紫《丰收集》、瞿秋白《饿乡纪程》等若干好书,开了一回眼界,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。文学的种子一发芽,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。那一年,上街乱逛时,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,看见一老头(可能没我现在老)在摆书摊。我那时两眼一抹黑,不知好赖,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《艾青诗选》、瞿秋白译《高尔基散文选》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《译文》。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,恐怕又该笑了——这算什么东西?告诉你,60年代初的《译文》杂志,可不一般,曾经登过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。明白吗?覆巢之下,还真就有个把完卵。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,没事儿就啃。
  我的同伴,一般对这不感兴趣。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,认为读书没用,如果读文学书,就更是脑子进水了。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,虚夸了两句外,没人待见我。
 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——谈女人。这个应该属于正常,青春期,小胡子蹭蹭地长,小棒棰也不大老实,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。我们那时,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,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。
 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,没有性教育,没有情色文化,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。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。干活儿凑到一块儿,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。性爱不叫性爱,叫配种,人畜不分。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,我这一辈子,凡过性生活,想的都是配种。真他妈了……算了,不多说了,免得误导青年。
  那时候我们户,四个女生。第一美女是关美玲,眼含秋水,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,别人不要想。第二美女是梁燕眉,含情脉脉,暂时待字闺中。于是小迷糊、李家轩和我,就朝她使上了劲儿。其余的两个,郝丽珍和曹凤兰,白给也不要。
  落花有意,轮到梁燕眉做饭,我们仨都抢着挑水、抱柴火。可人家不领情,就当是革命友谊。日子一久,李家轩泄了气,小迷糊有些恨恨,我呢,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。
  一天晚上,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,唱了八遍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,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。从女生窗户底下过,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。大伙儿赶紧目不邪视,鱼贯而过。小迷糊殿后,抵抗不住诱惑,八成是多看了两眼。回到我们屋,只见他兴奋异常,手拍炕沿,直说:“好啊,过瘾啊。”
  我们问:“怎么着?”
  他压低声音,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:“我看见梁燕眉的吼房了!”
  大伙一惊,随即爆笑。李家轩说:“扯蛋,这怎么可能?”
  老龚说:“色迷心窍了吧你呀!”
  小迷糊信誓旦旦:“没看见我是犊子!梁燕眉在换衣服,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。”
  大伙儿听了,有点相信,老龚羡慕得直摸下巴。
 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,抽抽鼻子说:“什么味儿?讷臭!”
  低头一看,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。大伙儿就起哄:“去去去,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!”
  这个晚上,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。看书的,想事儿的,谁也不愿意关灯。小迷糊拿了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乱翻,专挑“泌尿生殖系统”一章看,看了半天,啪地一摔书:“妈的,女的也长毛啊!”
  老龚赶紧一伸手,拽了一下拉线开关,熄了灯:“人家怎么说你们?不要太肮脏啊!”
  我们的青春,就是这样,像王朔说的,是一条河,淌着淌着就浑了。


  11
    
  古话说:“敝帚自珍”。还有一句是“腐鼠成滋味”。说的都是一个理儿,那就是:东西是自己的好。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,坎坷而平淡无奇,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,灰不突噜的,不值得翻腾出来。但我却割舍不了,越老,就越“时时勤拂拭”。因为,我心里总不甘呀,我们的命运,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。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,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。蹬三轮儿,固然是光荣的劳动,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,我心里总是难受。我们在戴红领巾时,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,玩的是海军旗语,是想当工程师、当海军少校的料。儿时的理想,本不算虚无,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,再光荣,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!
  命运在1966,摧枯拉朽。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,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。
  人们鼓动我们说,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,船上有妖魔鬼怪,凿了,咱们来造新的。我们听话,七手八脚就凿了,还挺痛快。但想不到,我们毁掉的,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。风浪一过去,农民还是农民,工人还是工人,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。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,是我们。再想想过去那船,有什么不好?那样舒服的日子,我们还要闹,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。
在我们这一届里,数学天才多得是。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,初一的下学期,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。像小迷糊、李家轩,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,但都是聪明绝顶,连最苛刻的数学金老师,都对他们笑脸相待。假以时日,没准儿将来就是半个陈景润。文革一来,大翻盘了,数学还有什么用?清华、北大,全成泡影。天才,就这么毁灭了,还要半辈子遭少壮们的耻笑。

  接着来说我们集体户。春节前,学校又给我们户塞进了一个游兵散勇。这个后来者,在文革前,是班上的一个人物。他是我们的班长,叫房援朝。我们这一茬,都出生于1952年,他这名字,是纪念我志愿军支援朝鲜的。
  老房是工人的儿子。那年头,工人的概念挺广泛,国营大厂一月挣80多块钱的高级技工,叫工人。街道小厂里边,一月拿30来块的,也叫工人。这两种工人,差得可是太悬殊了。高级技工,离贵族其实已经不远,那年头,教授也不过才挣120。
  老房的爸爸八成就是街道厂的,钱紧,而且不是一般的紧。上有俩老人,下有四个孩子。老房的妈妈没工作,家庭妇女。30来块钱养活八口人,得有多费劲儿?我们那时候想象不出来。
  我以前去过老房家,一间小趴趴房,全家人挤一个炕。家里还养着鸡,人人都不闲着。老房的妹妹放了学要上菜站捡白菜帮子,剁了喂鸡;老房的弟弟就上铁路边去捡煤核儿。喂鸡,是下了蛋好换点儿零用钱;捡煤核儿,是因为烧不起纯煤,要掺上煤核儿,能省俩钱儿。
  一家子穿的都是黑棉袄,没色彩,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。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点儿。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,清华后备军,住校,平常回不了家,原先他干的活儿,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。
  他人缘好,一张大中华的脸,挺憨厚。从来不以告密邀宠,文革前在班上挺得人心。文革中,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,就在家打零工养家,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。我们下乡了,他都不知道。后来班主任费挺大劲,才在贫民区找到他家,特事特办,把他补充到我们户了。
 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,行李不多,被子是旧的,很寒酸。但他的到来,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,使我们户出现了分化,酿成了一幕悲喜剧,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。这是后话。
  老房一来,老同学相见,大伙都挺亲。我们户原先只有一个女户长,关美玲,她固然人情练达,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——女的怎么能管男的?老乡们也觉得别扭,集体户怎么是老娘们儿当家?老房的为人,正合我们意。他当过班长,有威信,男生就提议补选他当户长。关美玲也正愁事务太繁杂,愿意退一步,甘当副户长,主管女生事务。
  老房当了户长,仍然是低调行事,干得多,说的少。男生方面的精神领袖,还是老龚。
  此时已是临近春节。那两年,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趣的两年,连年都不大过了,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。不吃,不喝,不拜年。我们刚来,如果马上回家过春节,与时尚就很不符。于是一商量,春节就将就革命化吧,过完春节,立马回家探亲。
  年初五,饺子一吃完,大伙就上了路。刘队长为褒奖我们,每人赠送了小米10斤。当年打的新小米,鼓溜溜的,喷儿香,可不像城里人吃的陈米没滋没味。人不能都走,老房自告奋勇担任留守,不回家了,革命到底。
  在家中呆过正月十五,全户又都集合了起来,返回敦化。那时候知青坐火车,也没有什么优待,和老百姓一样买票。我们心里就嘀咕:服苦役倒也罢了,还要我们自己掏钱返回流放地,哪有这道理?在站前广场,大伙就商量。老龚提议,全买站台票混上车,一路小心着点儿。敦化是大站,不好混出去,就到敦化前一站下车,混出小站,再买张票,堂而皇之坐到敦化,一共才花两毛钱。女生不干,乐意花2块钱买全票,男生则都同意蹭票。最后约定,不管怎么走,第二天上午在敦化火车站候车室会齐,一块儿搭长途车回屯。
  逃票的经历并不如事前想得那么惊险,列车上回农村的知青太多了,列车长懒得管,只草草查过一次票。我们一见查票的来,就四散躲开。有躲进厕所的,怎么敲门也不开。有拿着水杯的,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水路过。列车长是长春列车段的,知道都是城里的孩子下乡,得饶且饶。到了敦化前一站,老龚已经打听好,叫秋梨沟。车一停,一报站名,他一声“下”,我们就冲了下去。
  小站不大,到站时间是后半夜,天很冷。下来后,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,有100多位各校在敦化的知青,都下来了。一看装束就知道,人人都拎个包。这群奇特的旅客四下撒摸,打算绕过栅栏去候车室买票,等下一趟车去敦化。大伙儿正兴奋着呢,忽然有人喊:“快跑,工人民兵来抓人啦!”
  原来,一连好几天,都有知青玩这猫腻,秋梨沟成了逃票知青中转站。有关当局深为恼怒,派了工人民兵在此守候多时,车停时不动,车一开,站台上滞留的,都是逃票的无疑,抓你没商量,一个不能让跑掉。工人民兵一冲,站台上立时乱了套,大家没命地跑。男生纷纷翻栅栏,翻出去就算出了站,人就自由了。那栅栏,就是柏林墙。我和其他人早已失散。站台上蒸汽机车“呲呲”地放白汽,身边人影憧憧,呼喝声远远近近,根本分不清敌我。我把旅行袋往“柏林墙”外的地上一扔,翻身上墙,一蹁腿,“扑通”一声就落了地。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:“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,你自由了。”
 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裤腰带,只听“扑通”,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。回头一看,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。我心里暗笑。却见那人想放弃了,张口冲我喊道:“同学!同学!”
  啊?原来是个女的!
  我急忙赶过去。
  我们那时候眼光毒,对女生只要看一眼,就能揣摩出是哪一年级的。那女生,长得眉清目秀,短发,没扎辫儿,带个大狗皮帽子。一看那岁数,就知道是初二的。
  事急矣!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,伸出手来,想拉她一把。但那女生受了惊吓,腿都软了,怎么也爬不上来。
  她喘着气说:“同学,你是哪个学校的?”
  “省实验的。”
  “啊——我是四中的。我不行了,那个包,麻烦你帮我拿着,我先往那边跑。”
  这时间,工人民兵的吼声已逼近,声嘶力竭,一副要剿匪的样子。
  那女生的表情,有点绝望。
  我赶忙说:“你放心!我就在候车室,你快跑吧。”
  此刻,我胸中满是热血沸腾,能想到的就是《青春之歌》。
  白烟,呐喊声,棍棒击打声,机车头喘气声,把秋梨沟之夜搅得天翻地覆。
  我拎着两个旅行袋,一低头,就窜到树丛中去了。躲了一阵儿,待杂乱声音渐渐过去之后,才向候车室走去。

  一进烟雾腾腾的候车室,就看见老龚他们东张西望,正找我呢。
  我一喊,老龚就三步两步地赶过来,说:“嗨,就你废物,差点儿被抓住吧?”看见我提了两个包,他忍不住惊奇,“哪儿来的?”
  大伙围了过来。我本想瞒住英雄救美的事,怕他们笑话。但看这情形,显然混不过去,只好把情况说了。没想到大伙没一个拿我开心的,反倒都有些动容。老龚攥着拳,晃晃,要打出一个下摆拳似的:“妈的,一年前,谁敢这么对待咱们?咱们,这叫什么了?”
  李家轩用哑语骂了一句,说:“他妈了个腿儿的,老屯!欺负咱们长春人。”
  感慨一通,我们就去买到敦化的票。那售票员一副猪脸,没好气:“怎么又是去敦化的?今天都快一千个啦,有病吧你们!”
  小迷糊递过钱说:“是你们这儿有大脖子病(克山病),我们是转户去敦化的。”
  “混扯!”售票员把票扔出来。
  买了票,众人安了心,一边等车,一边等那落难女孩儿来取包。
  不大一会儿,来了一拨知青,有男有女,那女的就在其中。到了我们跟前,女孩有点儿腼腆,接过包说:“同学,谢谢你啦。”
  我说:“甭谢,没被抓住就好。别说你,连我腿都软。”
  对方人群中走出一帅哥,一看就是军干子弟,牛烘烘的,一拍我肩膀:“哥们儿够意思!我们是翰章公社的,你们是哪的?”
  “官地。”
  “不远嘛,以后来玩儿吧。”
  他看看我们这一伙,也就老龚像个军干子弟,就特别打了个招呼。老龚应了一声,双方都报了一下老爹所在单位的番号,马上就格外亲似的。这时,下一趟车来了,彼此就挥手告了别。那女孩儿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,名儿也没留,地址也没留。
  那个年月,人朴实,没什么坏心眼儿,等价交换那一套也不大流行。知识青年在外,见面就是同志。帮个忙,蹭半个月饭吃,都没说的,用不着感恩戴德。
  只是,30多年过去了,我总是难忘那个初二女生仓皇无助的神情。那时候,不是谁的老爹都能挣一百多的,对一月收入三、四十的家庭,两块钱车钱,也是钱哪!我们在东甸子,死命干一天,也不过四毛钱。逃一次票,何至于此!我们固然是犯了规,但这“规”就是天经地义的么?在这世上,有的人是狼,有的人是羔羊。羔羊的命运,就是被死命地追赶。狼只要想要撵羊,理由有的是。
  我有时候想,那初二女生,如今已经是53岁的老太太啦。生活恐怕已经安定了,或者一定是闲着了。儿或女也该大学毕业了,送到社会上去,做狼做羊还不一定。她今天独自个儿在家里唠唠叨叨,还能想起那个人仰马翻的秋梨沟之夜吗?


  12
    
  火车到敦化站,天还没亮。一下车,我们就被站台上的气氛给镇住了。满站台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人民兵,人人戴个红胳膊箍(袖章),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。另外还有游动纠察队。水银灯下,枪刺的寒光能吓死人,我们倒吸一口凉气——这场面,怎么像发生了政变啊?
  原来这是县革委会搞的,专抓逃票的长春知青。幸亏我们手中持有合法车票,不怕他吓唬人。那时候,工人民兵虽如狼似虎,但如果没证据,他们还没胆量随便拘人,哪怕他明知道你是逃票从秋梨沟上的车,也是没办法。
  看他们装腔作势,我们就暗笑,故意在站台上磨蹭不走。果然引起了了一个小头头的注意,他过来验了我们的票,翻翻眼睛,恶声说道:“出站,出站,还磨蹭什么?”
  走到出站口,我们又见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。只见从后面的车厢上押解下来一群上海知青。一看他们这伙儿,人种跟我们就不一样——小伙子都长得细皮嫩肉的,女孩子更是水灵。这群人,好像不是一般知青,都穿着清一色的草绿棉袄,但又不是军用品,制式挺别致。最让人触目惊心的,是人人背后都钉了一个白布条,上面写着名字。上海知青们显然是失去了自由,从这里再转押到什么地方去。看模样不像是歹徒,斯斯文文的,有几个女生,正经还是南方型的美女。他们神情并不沮丧,但谁也不说话,昂着头,没表情。拿枪的民兵在喝斥着他们排好队。
  我们走到他们跟前,忍不住停了一停。有人立即就喊:“看什么看?走开走开!”
  这是哪里的知青?犯了什么错儿?凭什么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他们?
  我们心里直发毛——兔死狐悲呀!你想,我们离家远,他们离家就更远了。下乡本来就不容易,“好儿女志在四方”的出征曲唱了没几个月,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?后来想,也许他们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?未经批准就集体离了岗?现在是押解回本单位?要是在今天,他们若想离开农场,农场领导还不得直磕响头,热烈欢送下岗。可那时候,你没有不劳动的权利。
  到了候车室,与女生会齐后,天还是没亮,就坐在长椅上干等。正在百无聊赖时,工人民兵又来了。不过,这回不是查票,是来演出的,搞宣传。
  这一支队伍,是文化民兵,见旅客睡眼惺忪,给大伙提神来了。那年头,宣传队的节目都是老一套:快板群,三句半,小合唱。几男几女,脸抹得通红,眉毛画得像大蜈蚣,拉个弓步,摆出胳膊肘子往外拐的姿势,一惊一乍。
  不过这敦化工人的演出队,水平未免太凹,属第三世界。我们在以往,见惯了大专院校宣传队一流的演出,口味可不低。这工人一边演,我们就一边笑。我们越笑,他们水平就越凹。我实在憋不住,就说了一句:“什么玩意儿,这水平。那脸怎么红得像猴屁股?”
  老龚说:“就是,不看了!到外面找地方坐会儿。”女生们嫌外面冷,不动。男生们就出来,在站前广场上,找了一块干净地方,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,抽烟,嘲笑工人民兵。
  天冷,但空气很清新,天灰蒙蒙的有点儿亮了。忽然,大伙都有点儿想念东甸子了。这次回家,故乡长春景物依旧,但偌大的城市里,却没有了我们的位置。大人们上班,弟弟妹妹们上学。省实验,都是些小孩子,生面孔。桃李满园,“尽是刘郎去后栽”。那些教室,我们是再进不去了。昔日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老师,现在让我们羡慕不止,人家仍然是城里人,我们却远放他乡,回归无望。城里,是不能久留了,呆久了自己都想走。无枝可依的我们,只有东甸子,还算是个落脚处。
  正怅然间,忽然女生们慌慌张张地跑了来。梁燕眉冲在前头,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拽我起来:“呀,你还在这儿没事儿!知道不,工人民兵抓你来了!”
  众男生大惊,都站起来四处望。我问:“我怎么了?”
  梁燕眉就嗔怪:“你说人家宣传队像猴屁股,旁边有人告诉民兵了。现在来了一伙拿枪的,正到处找你呢。”
  关美玲也埋怨:“他们愿意像什么像什么,你说那些干嘛?这可好,惹祸了。”
  我愤愤:“他妈的,就是猴屁股嘛!”
  梁燕眉急了:“他就是猪头,你也不能说!他瞎胡闹可以,你说就不可以。”
  老龚说:“是啊,一帮屯老二,跟谁讲理?咱惹不起,快走!”
  我们一行,连跑带颠,直奔了长途汽车站。回头看看,火车站候车室里灯火通明,一群傻逼还在那里掘地三尺地找我呢。
  老龚说:“你呀,今天是万幸,要叫他们抓住,非打折你肋骨不可。”
  梁燕眉在我身后说:“你往后可别什么都说了,吓死人了!”
  小迷糊就笑:“嘿嘿,祸从口出。”
  我回头看看。路灯下的梁燕眉美艳异常,因为跑得急,刘海儿都被汗粘住了。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柔情。
  到了汽车站,安顿下来,我才感到后怕。想想只有叹气:要是在两年前,这么几头烂蒜,怎么敢动省实验造反大军一根毫毛。如今我们一下乡,大军做鸟兽散,只因说了一句真话,就被这些杂牌军撵得东奔西窜。这工人民兵,有工不干,警察都不管的事儿,他们跟着瞎掺乎,早晚恶有恶报!
  从那一天起,我就跟工人民兵结下了梁子。我那时只是发发牢骚而已,没想到这诅咒后来竟应验了。那年头,警察其实挺和善,从不欺负老百姓,就这工人民兵沐猴而冠,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。几年后,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拿棍子打群众,不让纪念周总理;又在上海想搞叛乱,以卵击石,最后终于作到了头。“工人民兵”这个历史名词,跟着那一帮,一块儿成了臭狗屎。
  在这个残冬的晚上,一路躲藏,两次奔逃,真正有了颠沛流离的感觉。上帝捉弄我们这些小孩儿真是捉弄得不轻,昨天还叫你天之骄子,今天就让你适者生存。忽南忽北,怎么说都有理,我们就跟着瞎跑,连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。
 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,长途车开了门,我们一拥而上。车窗上蒙着厚厚的冰霜,我们就像一堆冷藏猪肉,冻得直跺脚。这时刻,怎能不归心似箭——东甸子,你就是再不好,也是我们的家啊。
    
  我们成了野孩子,被城市和学校推出来了。曾几何时,“小将”、“急先锋”的名号熠熠生辉,大串联走哪吃哪,工人、干部都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跑,警察也对我们礼让三分。如今没用了,大贬值,成了垃圾,一脚踹出来,“接受再教育”地干活。
  但是,野百合也有春天。1969年的春天毕竟是来临了。那一年春,不平凡,中苏在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开打。先是3月1日苏军动了大棒子,3月15日又动枪动炮,打个不亦乐乎。再一件事是林副主席要坐庄,4月初就要开“九大”。广播里除了样板戏,又多了一首歌,叫《满怀信心迎九大》。挺好听,有点儿像前两年的“咱们那个老百姓,今儿个真高兴”。唉,能高兴的,到啥时候,都是高级老百姓。咱们小知识青年,没啥高兴的,很郁闷!
  中苏开打,边境形势紧张了。我们这儿离苏联还远,不是前线,但也没多远。东甸子紧挨着的这条公路,是老百姓的一块心病。当年苏军进东北,就是从这条公路一路向南杀,日本关东军根本挡不住。如今大战要是爆发,老毛子兵还是得从这儿过。乡村里的基干民兵最近都动员起来了,没事摆弄摆弄枪,挣两个俏工分。
  我们和刘队长谈形势,他说:“县里传达了,要是开打,苏军坦克肯定从这儿过,咱民兵不能硬挡。让开,占领两边高地打。”
  老龚有点儿军事常识,过后,直撇嘴:“民兵拿几杆破枪,不抵烧火棍子,能打人家正规军?再说,你知道公路是要害,人家就不知道?铺天盖地把伞兵一撒,你打谁?”
  未来战争,形势不明朗。我们却暗地盼望:打吧,打吧!早打早好。打个昏天黑地,好歹也热闹一场,省得接受这再教育。
  林副主席要坐庄,倒是个大喜事儿。媒体轰炸,广播里天天要说一百遍“迎九大”。生产队决定,抽调集体户和回乡中学生里有模有样的,排练节目,表演唱。等开会的消息一宣布,就给乡亲们解解闷儿。
  临时演员中有我,也有梁燕眉。八个人,我和她正好分到一组。先练会了歌,就走场。关美玲和梁燕眉是艺术指导。过去上学时,她俩就喜好文艺,过年过节总要排个“洗衣歌”、“逛新城”什么的,上台去演出。现在把过去舞蹈里的藏族动作借过来,踢腿,哈腰,甩胳膊,男女穿花,天天晚上排的津津有味。
  男女演员有个动作,那就是,穿花时不可避免要对视。生产队部里特意点了一百度大灯泡,明晃晃的灯光下,我和梁燕眉一穿花,就免不了要看她一眼。看一眼,就一阵儿心跳。
  在排练场上,梁燕眉笑得美,不知道是演出需要,还是别有意思。反正排练不枯燥。平时要是加班干活,我们心里得把庞德海骂死。排节目,没工分挣,白干,我们却天天舍不得散。
  那时候,少男少女要是暗恋上了,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。成人恋爱的模式一般是:男方脸皮要厚,多往前凑和,多搭话。对方要是不反感的话,再找个理由捎东西、借书。等火候差不多了,就写封信。里边除了革命大道理之外,要有关键的一句:“我们的关系能否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?”对方找机会含羞脉脉地答一句:“咱们先处处吧。”这就齐了。这都是跟小说《青春之歌》学的,如果说别的,就成了耍流氓了。也许“处”了一回,连手都没摸过,别的地方更别想了。成人有一套模式,小孩儿就没辙了,胡思乱想的时候居多,没法儿实践。
  我那时候,看梁燕眉排节目时的眼神,好像是“可以处一处”。但是白天干活儿,彼此又像不认识,她脸上,啥表情没有。知己不知彼啊,太郁闷了!

  三月里,说是立了春,其实在东北,仍然是冬天。天黑得早,出了门伸手不见五指,不排节目还真就难熬。这一天,晚上放了工,我们排节目的几个男生,正在女生屋子里讨论节目的改进问题。忽然外面进来一伙人,站在外屋地(厨房),嚷嚷着:“有叫龚本辉的吗?出来!”
  来者不善!龚本辉恰好不在。我们开了门看,原来是一伙知识青年,挺面生,都气势汹汹的。
  有女生就说:“老龚不在。”
  那伙人进了屋,左看看,右看看,说:“告诉他,我们是二队集体户的,一中的,来找过他。让他放老实点儿。”
  关美玲说:“怎么啦?”
  为首的一个说:“没怎么!就说大爷找过他。”
  说完,一伙人忽忽隆隆就走了。
  这是哪儿来的王八小子?欺负人还有这么欺负的?我气不过,狠狠把门摔上。
  片刻,他们又回来了,一脚踹开门:“谁摔的门?”
  我挺身而出:“我……”
  没等我说出第二个字,为首的一个,忽地就是一个下摆拳。
  我当时什么也没感觉到,就躺在地上了。只听梁燕眉冲了上去,声音很高:“干嘛呀你们?怎么随便打人?”
  其他女生也一拥而上,跟他们吵起来。我躺在地上,一时失去了时空感。不大一会儿,梁燕眉弯下腰,把我拉了起来。
  我摸摸发木的下巴,没有作声。
  梁燕眉很激愤,继续斥责那帮人:“你们太不像话了,没招没惹你们,凭什么打人?”
  女生的声音像家雀,叽叽喳喳。一中的那小子看看,说:“好男不和女斗,叫龚本辉来见我们。走!”
  一帮人这才算是走了。
  他们走后,大伙议论纷纷,都埋怨龚本辉在外面瞎惹祸。梁燕眉坐在炕上,让出了一块炕沿,说:“你坐这儿吧。今后别跟这帮人顶,都是流氓!”
  我腮帮子还是发木,心里却很热。一则很羞愧在梁燕眉面前出了这么个大丑,二来又很留恋她拉我起来的那个瞬间。
  过了一会儿,龚本辉从大老张家串门回来了。大伙就指责他在外面立腕,惹了人家。
  老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:“一中的?二队集体户?我不认识他们呀?”
  大伙不信。关美玲尤其不满:“你看看你,整天显摆你那个下摆拳,不是找事儿吗?这回惹着流氓了,要是再来砸咱们户,看怎么办?”
  有女生说:“去找刘队长,发动社员。”
  老龚阴笑两声:“社员?跟他们说当个屁用?欺负咱们行,遇着流氓,谁敢出头?”
  众人面面相觑。
  老龚又一笑:“没事儿,我看他们不会再来了。估计是在哪儿听到了我的名声,专门来找碴儿的,没碰着也就算了,不见得会再来砸咱们户。”他看看我,又说,“哥们儿你是为我挨打的,这个仇,一定要报。我这就去其他户联系联系。唉,过去在造反大军,哪能吃这亏。现在咱们同学都天南地北的,完啦!”
  果然,一中那帮小子从此没再来。报仇的事情,老龚说一说,也就没下文了,痛快痛快嘴罢了。那时候的年轻人,也有点儿私心了,谁会真的为朋友两肋插刀?
  这件流氓挑衅风波,很快就被大伙儿给忘了。我和梁燕眉之间,却有了一点点的默契。她在干活儿时,与我相遇,不再是面无表情了,眉眼间,有了一丝风情。那年代,十六、七的女孩子情窦初开,纯净得像水,美得像桃花。跟她在一块儿干活儿,尽管身边暴土扬长、驴喊马嘶,但是,我很幸福。

  乡村里的时序更替,比城里要来的晚,唐代诗人老早就说过,我没往心里去,到了东甸子,才有感受。冬天的脚步拖拖拉拉的,老不愿走。等到三月下旬,春风才猛起来,漫山遍野没命地吹。尽管大地还是一片枯黄,但太阳暖了,雪不见了。
  刘队长私心里,还是挺照顾我们。春天一到,家家都要上山打柴,冬天在老林里拉回的劈柴,毕竟有限,不够烧一年的。队长派了庞德海,带我们上山打柴,本是为我们自己的事,但还给我们记工分。这山,是附近的小山,在公路上就看得见,不太高。等走到近前,发觉还是挺高的。不过,山上已经没有大树,只有柳树棵子,是灌木型的矮柳丛。
  我们先爬山,花了一个小时到山上,忽然看见,西北方的天际有一个奇观:一座巍峨的高峰,在蓝天上若隐若现。山上有雪冠,酷似富士山。
  我们看傻了,男女生忍不住一齐欢呼。那山,像神山,人间实不易见,但就是不知其名。后来过了好多年,我仍耿耿于怀,专门查了分省地图,才知道,那山叫“琵琶顶子”,海拔1300米。位置在官地公社以北很远,那时候,就是晴天,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。
  欢呼完毕,还得干活儿。两人一组,拿大镰刀砍柳棵子,然后捆成一个巨大的柴捆,大到两边见不到对面的人。最后,把这柴捆推下山去,就放在那里,以后有生产队来车拉。那时的农民,很守规矩,山下散落着很多柴捆,没人偷,没人拿。不像现在,小孩一不小心都要被人拿走。
  分组的时候,我感到天意也很照顾我。老庞说;“你们一男一女,分伙儿干,出活儿。老龚、老房力气大,跟我干,这就动手吧。”
  恰好梁燕眉就在我旁边,自由组合,我们自然就组合到了一块儿。
  这样的劳动,是田园诗。虽然,春风打着脸,又冷又痛,砍柳棵子又要手急眼快,活儿不轻松,但心里总有美美的歌儿在飘荡——
    
   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,
   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……
    
  我的身旁就有云彩。梁燕眉是那个时代的美人,团脸,短发,没留辫儿。身穿草绿的仿军装袄罩,戴了一条天蓝的线围脖。
  活儿一忙开,连说话的空儿都没有,慢一点儿就要被别的组拉下,脸上不好看。所以各组都在卯着劲干。我和梁燕眉没法儿说话,只能简单地协调一下各自的分工。先是两人一块儿砍,砍得差不多了,我就一个人砍,她把砍倒的树条收捡起来,堆成大堆。我俩再拿一根大绳把高达一人的树条捆好。捆的时候,两人各在一边使劲拉绳子,要用脚登,用力拉,满身大汗,才能捆得紧。捆紧了,才不至于滚到半路散了花。
  那时候,心中有了什么人,外人不大容易看出来。一切一切,全在眼神儿。多看你两眼,那就是有意思;含情脉脉看两眼,是“可以处一处”;风情万种看两眼,是“我可以给你一部分”;千娇百媚看两眼,是“已经犯过错误了”。梁燕眉“可以给我一部分”,我不敢想,她那一对宝贝,是小迷糊撞大运才瞄了一眼。我只求“含情脉脉看两眼”。但我不敢肯定她是不是。梁燕眉长得本来就甜,一笑,像红苹果,腮帮上被春风吹出两朵“高原红”。她时不时扫过来的两眼,说不上是天生就含情,还是真的含了情。
  捆绳子的时候,我们手碰手,她也没有特别躲开。我知道,有一点儿戏,但是,接下来怎么办?不知道。给她写信说“能不能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”?不敢,万一不是,那不是自取其辱?
  中午,不能回屯,大伙猫在柴捆后面背风处,吃带来的干粮。女生们聚在一处,叽叽喳喳。春天里。她们的衣服和头巾更漂亮了,叫人想入非非。
  小迷糊跟我坐在一起,朝我丢了个眼色:“你看那边儿。”
  原来关美玲并没有坐在女生堆里,而是和两个她的崇拜者坐在一块儿——老龚和庞德海。庞德海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咸菜,拿出来让关美玲享用,又象征性地让了让老龚。老龚轻蔑地扫了一眼,没动,三两下把玉米饼子吃完,喝了口军用水壶带的白开水,左右看看,就唱起了《山楂树》。
  老龚的男中音很浑厚,迷得死女孩子。几个女生也跟着唱。
  小迷糊笑笑,说:“春天到了。”
  老庞没有什么浪漫情调,只顾和关美玲聊天。
  唱着唱着,老龚脸色渐渐不对,就站起来说:“吃饱喝足。老庞,咱两个摔跤怎么样?”
  老庞力大如牛,全东甸子也是一霸,哪里把老龚放在眼里。他傲慢地说:“好,就当活动活动膀子!摔疼了的话,可别叫唤。”
  两人下了场。老庞慢慢脱去棉袄,露出一身腱子肉。场上气氛立刻紧张。我们怕老龚吃亏,都起来助阵支招。李家轩还建议说:“不来摔跤,来拳击!”
  老龚根本不在乎,问老庞;“怎么着?一盘就算?”
  老庞同意:“就一盘。”
  两人搭上了架子,但路数完全不同。老庞用的是蛮力,就是俩人也奈何不得他。老龚用的是正规摔法,不停地挪步。两人像虎狼相争,呼呼直喘气。
  女生既担心又兴奋,男生光是高兴,一个劲儿起哄。小迷糊不停地喊:“决斗!决斗!”
  只见老龚忽然卖个破绽,被老庞抱住了腰。老庞牛一声吼,就要发力。却不料老龚脚下向老庞身后一插,站稳,一个“大别子”,眨眼间把老庞摔个仰巴叉。
  这结局来得太快,众人一愣,继而一阵欢呼。老庞出乎意料,躺在地上,半天没回过神来。老龚走过去,拉他起来:“怎么样?这叫窍劲儿,你学吧。”
  老庞爬起来,一脸羞愧,说:“不算,再来一把。”
  我们就起哄:“咋不算?算!”
  关美玲见场面尴尬,赶紧拾起老庞的棉袄,递过去,说:“你看看身上的土,快扑噜扑噜吧。”
  老庞这才有了一点儿面子,嘟囔着:“哪天再试巴试巴。”
  老龚志得意满,吹声口哨,双手拇指插在裤兜里,做着美国大兵状,轻轻晃着上身说:“行,改天再来,你把你那勉档裤换换,兴许能赢。”
  老庞又要发作,关美玲一把拉住他,回头对老龚说:“你少说两句行不行?”
  众人也一阵劝解,大家重新坐下。老龚高兴,又起了个头,先唱苏联歌《小路》,接下去又一首首的唱,女生都能和上。后来,我们又起唱起地下流行歌曲《精神病患者》,女生居然也会。
  小迷糊惊奇:“流氓歌他们也会?”
  我说:“她们天天在那屋听,哪能不会?”
  几首下来,老庞也听入了迷,忘了刚才的计较。
  正午阳光下,我时时拿眼偷看梁燕眉,只见她若有所思,时而一笑,满脸都是灿烂。
  再起身干活儿时,梁燕眉递给我一副新的帆布手套:“看你,手套破成那样,还不换。”
  我接过,竟然无语,一股暖流在心头。我知道,这是“可以处一处”了。


  14
    
  我们的青春,就这么在荒野里度过。记忆里,连阳光都是焦干焦干的。满头是灰尘,穿着臃肿,吃糠咽菜,但它仍然美丽。
  那一年,东甸子美丽的五月终于来了。
  城里到了“五一”,杏花已经开过。东甸子这里,却还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不细看,看不到什么春天。唯一的变化是,农忙的季节一到,两顿饭改成三顿,天一亮就下地,劳动强度猛然地增加了。
  这“春惊”确实很让人难忘。黑土被犁开,大地就有了喷儿香的生机。地边上的落叶松林出芽了,郁郁葱葱,绿得透明。土里土气的东甸子,在春光里第一次流露出无比的明媚。我们这帮小年青,也都不安分了。老龚在集体户屋子里,故意大声背诵歌德的名言:“妙龄少女,哪个不怀春?”人人都知道,他是朗诵给关美玲听的。
  种玉米的时候,仍是自由组合。老龚当仁不让,把自己跟关美玲组合到了一起,一个在前面刨坑,一个在后面“点籽儿”,俨然是男耕女织。
  老龚在那个时代,算是个佼佼者,要在今天,也就是一个二百五的“小资”。但在那个年代可不得了,文武兼备。关美玲对他的态度很暧昧,没表示接受,也不表示拒绝。这一两可,老龚就有了动力,穷追不舍,毫不掩饰。关呢,自然很满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这么追她。
  无论时代是多么枯燥,爱总是要发生的。在今天咱们这个“奔小康”的年月,教授之子去追工人之女,要被人笑话神经有问题。而在那个年代,门第划分与现在不同,因此没人觉得不妥。关美玲也觉得自己有资格,拿得起褶来。
  我跟梁燕眉,就没这么幸运了,我俩谁也不敢公开。而且连对方是不是那么个意思,都还拿不准。那才真是“怀春”啊,揣在怀里,只有自个儿明白。

  乡村里的爱,因为文化土壤贫瘠,所以反而比城里来得猛烈。这方面我们有榜样。大老张不用说了,为了爱,他离乡背井,舍弃了城市生活不过,来老林里当“土匪”。他这还算是值的,好歹把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妞儿泡到手了。
  比他还悲壮的,另有人在。谁呢?打死我们也想不到,就是前王队长。王队长下了台,但还没有完全丧权辱国,而是屈尊当了生产队的会计。这个角儿,总得能写会算的人来干。王会计乐天知命,天天勉着黑大襟棉袄,腰里扎着麻绳,查仓库,算工分账,一副乡村知识分子的模样。我们集体户的粮食和工分,有时要他来负责给我们打理,所以免不了要有来往。春节前后的严峻形势已经过去了,老农们该咋生活咋生活,所以我们和王会计之间的阵线,也不大分明了。
  一天,老龚从大老张那儿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:王会计,这土鳖知识分子可万万不能小瞧,他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!没毕业,就为情所困,流落到了东甸子当了农民。60年代初,大学生很金贵,不像现在臭了满大街。那时候,农村回来个高中生,就像现在回来了个“海归人士”,说东甸子一个生产队,就藏着三个大学生,那真是天下奇闻。
  我们男生,当晚一胡隆都跑到大老张家,听他说端详。
  原来,这王会计,早在1960年就是辽大中文系的大三学生,因为爱上了本班一个女同学,有点儿神魂颠倒。那女生估计是比章子怡差不多,根本就没把他看入眼。这边厢老王的攻势猛烈无比,全不顾影响不影响,全系都在看他俩的西洋景。那女生羞愤交加,索性学也不上了,躲到了东甸子她舅舅家中。老王当时正在兴头上,情报也非常灵敏,脚跟脚就撵到了东甸子。两人终于见了面,谈了一回,那女子仍是不从,第二天就不辞而别,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老王知道他今生算是摘不到这朵花了,于是,号啕一场,万念俱灰。竟然放弃了大好前程,在东甸子就地当了农民。
  他先是笨手笨脚地干苦力,渐渐得取得老屯的信任,便干起了乡村的脑力劳动,从记工员干起,晋升会计,又晋升了生产队长。爱情明显靠不住,他也不挑拣了,当时山东农民过来“闯关东”的多,就随便找了个山东娘们儿结了婚。为爱一场,闹了个天翻地覆,老王的婚姻因而被延误,成了晚婚,孩子比同龄的老屯们的要小得多。
  老王的这惨烈情史,让我们唏嘘不已。听完大老张的讲述,我们又找了个理由,一忽隆跑到老王家,重新认识这藏龙卧虎的农村知识分子。果然,老王家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证据。辽大中文系某年级某班合影,一个梳“瓦块”式分头,身穿白衬衫的帅哥,依稀能看出老王的轮廓。当年风华正茂,玉树临风,如今却是混同于一般老百姓。这中间的沧桑,有多少呢?
  我们一边看照片,一边找话题跟他聊。老王倒是不记仇,对我们语重心长。告诉我们说,要想在队里站住脚,一定要把农活儿学好。吃饭的本事,可忽略不得。他说:“当年我来落户,第三天就下地,借了把锄头,到了地里,不知道该怎么使。还问人家,这玩意儿是拿着往前推的吗?后来,一点点的也就什么都会了。农村,跟城里没啥区别,不一样的是,吃穿住,啥事情都没有现成的,都得自己动手。”
  老王的这番“再教育”,是现身说法,老房、王亚奎、冯长骏都听得入迷。老龚等我们四个非工人家庭出身的,则更多的是领悟了人世无常,青春不可依恃。
  从老王家里出来,看黑夜中的漫天星斗,大家不禁都联想起了自己,来日方长,前途何在?人家大学生都被同化成这样了,我们几个初中生,又有何德何能?往后的几十年中,又能靠什么安身立命?
  星星不知人的心,只是万古如此闪烁。我们在村路上摸索着回户,一路无人说话。忽然,路边响起了一阵娃娃的哭声,细长而又凄婉。抬头看远处,高坎上有几颗忽闪忽闪的绿星星。
  “妈呀,什么东西?”王亚奎叫起来。
  老龚说:“狼,是狼!”
  大伙儿毛骨耸然!虽说谁也没见过狼,但看这阵势,肯定是无疑。我们低头摸了石头瓦块,连呼带喊,一阵袭击。那狼群也不退缩,坚持在路边高坎上俯瞰,绿眼睛像鬼火。
  老房说:“咱们走吧,反正它们不敢过来。”
他话音一落,小迷糊带头,众人撒丫子就跑。直到看见了集体户女生屋里的灯光,才像见到了根据地,都嘻嘻地笑出声来。再看女生的窗户,已经贴上了白纸,再也偷窥不成了。

  前有车,后有辙。东甸子大学生痴心不改、矢志不渝的壮烈行为,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想象。季节也正是爱情萌发的时候。那时,春风终于绿遍了天涯。山旮旯里,落叶松长出一大片脆生生的绿叶,玻璃一样透明。
  山地上,不能种麦子,只能种玉米,而且很费工时。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顶着大好春光,慢慢在小块地上刀耕火种。每过两个半小时,歇一气。
  春光里,人的面貌也变得明媚。土掉了渣的屯老二,在碧绿的背景下,显得俊俏多了。林子里,有布谷鸟在叫。“关关雎鸠”,叫得人心乱。集体户的男知青和青年农民,在漫长的“春惊”中,暗暗展开了泡妞的争夺战。老龚才貌双全,文武兼备,是我们的主力军,决心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对方以庞德海为首,都是三十来岁的已婚老屯,决心不放过这“包二奶”的大好机会,就算是过过干瘾也行。
  这件事,经过几十年后再去想,双方都做的是无用功。对男知青来说,真正的谈婚论嫁,还得十年后。女人老得快,十年后,正是我们二十六、七酷毙了的年纪,女生们已成了残花谢柳,怎么可能让我们瞧得起眼儿?对少壮男社员来说,即便当时女生们愿意随了他们这些土老冒儿,他们又怎敢休妻别子?不要说大队干部会出面干预,就是村里人的吐沫星子,还不得把他们都淹死?
  明明是没用的事,双方却天天都在使暗劲儿。
  关美玲有一条黑底带红白点的围脖儿,天天都戴着出工。散散地往肩上一搭,美得没法形容。种玉米的时候,有一天,老龚也戴了这么一条围脖儿。小迷糊指给我看,我吓了一跳:难道关美人给老龚送定情物了?那年月,男女要是走到了这一步,那么花前柳下,肯定是早就越过界线了。再回头看看关美玲,那标志性的围脖仍在。原来是老龚痴迷,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,一模一样。
  男人动了情,也是很细腻的啊。我大为感慨。
  小迷糊冲我挤挤眼,故意大声对老龚说:“哥们儿,你那围脖儿,谁的搞?”
  集体户男生都明白这典故,一起哄笑。老龚纵是脸皮厚,也闹了个大红脸。男社员反应比较迟钝,不大明白。老庞还直夸呢:“真挺带劲啊!赶明儿上敦滑,咱也买一条。”
  老庞活儿好,总是最先刨到地头。返过身就帮老龚他们这一组刨坑。实际就是有意往关美玲身边凑乎。老龚感觉没面子,就说:“老庞啊,你有劲没处使,去跟老牛练练摔跤,我们这儿不用你掺合。”老庞这句话倒听懂了,他嘻皮笑脸地说:“革命同志嘛,互相帮忙,算个啥?”
 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,就说:“老庞,你昨晚没搞‘运动’,今儿劲头这么大?帮谁不是帮呢,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?”
  小迷糊就说:“帮你,你有围脖吗?”
  家轩啐了一口:“狗屁,我有吼房!”
 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,具有娱乐性,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。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,洋洋得意,却故意做娇羞状。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,还要红着脸骂一声“缺德”。在心里头,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。
  我们青年时代的“再教育”,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。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,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。
 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,我们的性启蒙,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口交配时得来的。
  老屯们没有“性爱”的概念,也没有“水乳交融”的遐想,关于男女之事,只有一个字可表述——“干”!
 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。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“干”不了,只能闭着眼瞎想。
  春天里,杏花、桃花次第开放,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。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,在上工和放工路上,大唱《喀秋莎》:
    
  “正当梨花开边了天涯,
 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……”
    
  那年头,报纸、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,这歌里,仅仅是“梨花”、“天涯”、“柔曼”、“轻纱”几个词,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。
  我们将来的“喀秋莎”,当然是纯洁,美貌,温柔。可是,她是谁?她在哪里?她何时才能属于我?

 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,浪漫的“春惊”终于结束了。最后一天,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。下午五点多钟,彻底完活儿。老庞长出一口气,把镐头一扛,吼了一声:“收工!回家!吃大碴子饭(碎玉米饭)喽!”
  小迷糊接了一句:“吃完饭,什么地搞?”
  嘻嘻哈哈中,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。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,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。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。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,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。
  春风拂面,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。
  在当时的农村,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,其余时间,只要人睁着眼睛、脑袋顶上有日头,那就要干活儿,一分钟也停不了。本来,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,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。可是自从“公社化”以后,集体劳动,按出勤率算收入,多劳多得。那时候,农民不大聪明,以为工分越多,钱就越多,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,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。工分总额一多,就不值钱,大伙就又拼命延长工时,多挣工分。恶性循环,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。
  春耕最后一天,早收工一个小时,人人都觉得占了大便宜,乐从心头起。
  老龚说:“听说山后有咱们校一个集体户,咱们今天去看看?”
  “好勒——”大伙儿一阵欢呼,返过身,就去翻山。
  从小路翻过山顶,一群城里打扮的青涩少年扛着镐头、挎着种子篓,鱼贯而下,穿过碧绿的落叶松林,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。
  这样的少年,只有在那个年代有;这样的景象,也只有那个时候有。我们前途莫测,却傻掂掂地乐,在春日的黄昏里,劳累了一天,还有心思翻山去串门。
  小村里的集体户,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。
  这村子,是真正的山村,连个平道都没有,跟东甸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。集体户也很寒酸,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。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,不在家。在家的两三个人,神情很寞落,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。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,劳动累不累,最近回长春了没有,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。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里,闻闻空气里弥漫的柴烟味儿,还真是有陶渊明的感觉。
  呆了一会儿,我们就要走。主人盛情挽留,老龚就说:“算了,我们还是回去,家里都做了饭。再说这十几口子,饿狼似的,哪能让你们招待?”
  一声唿哨,我们便告别了山沟里的校友,往回返。此时,夕阳已经衔山,金光万道。翻上山顶时,我们不由得停下脚,只见下面东甸子的原野郁郁葱葱,公路如细线,村庄如棋盘,千树梨花,正漫扬轻纱。江山是如此多娇,生活是这么地好,叫人怎能不想起“喀秋莎”?
  老龚带头,我们又唱起了苏联歌:“歌声轻轻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……”,那种深情与惆怅,正与眼前景色相合。有关、梁两大美人在,我们的歌,就越发婉转,多出了不少的内容。暮色中,两美人明眸皓齿,极目远方,恰是两尊穿军装的“维纳斯”
  多年以后,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,都忍不住要想:幸福跟钱有关吗?幸福跟成功有关吗?或者,幸福跟发达有关吗?不,都不是。幸福,只与青春有关。
  这是一个人有了阅历,才能领会的。
  

  15
    
  我们万没有想到,春耕结束,刘队长和集体户的“蜜月期”也就结束了。他的位置,早就巩固,用不着一帮小毛孩儿来帮助摇旗呐喊了。那么,我们的价值,就在于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用了。
  这一点,我们应该很惭愧。我们确实没用。农村里用不着多少书本知识,要的是力气和干活儿技巧,外加一点儿狡诈。这几样,我们都没有,不是就等于废物了?
 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,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。这意味着,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。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,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“大拉锁儿”所迷惑,为了利益,变脸了。
 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。开会,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。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,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。当时农村的男劳力,每干一天挣10分,妇女比较受歧视,一天挣6分。未成年的“半拉子”,与妇女相同,也是6分,意思是还不算男人。有极少数力气大,农活儿好的人,每天可记12分。而生产队长,是最特殊的,一天什么都不干,照拿12分。在那个“革命年代”,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,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,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。
  不能想象的还有,每个人工分的评定,都是民主通过的,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。民主的程序,很奇特,就是大家喊“行”或者“不行”,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,大致还比较公平。
 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,突然冷了场。
  过了好一会儿,刘队长说:“提嘛,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。”这句话,简直阴险之极。只听老庞接上就说:“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,给6分可以;但是男生太不着吊,干活儿水裆尿裤,给10分太高了点儿。”
  他话音刚落,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:“对,给8分。”“8分也高,给6分。”“6分!就6分!”
 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,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。给了我们6分,我们就少赚了,他们就能多得。这还不算,关键是,这太侮辱人,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。
 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,但民意实在太强大。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,哪一天,哪个人,坑刨浅了;哪一天,哪个人,活儿太慢,都一一道来。我们目瞪口呆,敢情这“贫下中能”都是干间谍的出身。
 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,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,原则上就定6分了。其中老房、王亚奎、冯长骏活儿稍好,可给7分。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。
 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“孤家寡人”,什么叫“大势已去”。
  原来,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!
  
  社员大会开完,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。想想三个月前,我们是何等威风,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;如今价值一失,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,连个男人都不算了。
  在我们眼里,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。回到集体户,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《译文》杂志,闷闷地乱翻。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,就忽地站起来,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:
      
  “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……”
      
  他一朗读,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。诗写得很好,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。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“自由”这个词的份量,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。可是,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,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?
 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,晚饭后,老龚、小迷糊、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。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,就像现下“女子十二乐坊”一样,支在腰间“吱吱咯咯”地拉。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,唱着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。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,我们的心,也在流血。莫斯科的郊外,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。我们的希望,又在哪里?
 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。当年,我们把它看得太重,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。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,我们的活计,确实干得不怎么样。你想啊,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,能出什么好活儿?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,有啥说啥,不会哄着来,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。
  这次社员大会,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,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。
  当时,老房、王亚奎、冯长骏也很颓唐,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,仍然是个半残废。所以那几天,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。
 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。“贫下中能”的肯定,比什么都重要。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,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,就更有水平啦。相比之下,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。我们不明白,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,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?
  终于有小道消息传来,说集体户最丑的女生曹凤兰,和老庞搞到一块儿了。某一天,老庞趁老婆不在家,把曹凤兰放到自己膝盖上坐着,被人当场撞见!
  男生们乐不可支,心想你们也有出大丑的时候。可是,这两人就跟没事儿一样,脸不变色心不跳。村里人传是传,都还不能确定。集体户开会学习时,家轩就阴阳怪气儿地拿话敲打:“那坐大腿的滋味儿,是个啥滋味儿呀?”
  男生们捂着嘴直乐。那边厢曹凤兰听明白了,脸一下涨红,起身说了一句:“你们真肮脏!”
  说罢,把门一摔,走了。
  男生们面面相觑。那年头,自由恋爱是许可的,但还没开放到可以搞“第三者”。我们要是嘲笑自由恋爱倒也罢了,嘲笑嘲笑“第三者”现象,又怎么肮脏了?
  这里,我要给年轻一点儿的读者们介绍一下,那年头所谓的“肮脏”,就是指“色情”的意思。哦,合着坐男人大腿上不色情,我们嘲笑一下就色情了?再说,如果没发生这桩事儿,那恐龙曹凤兰又怎么能听得懂?
  正义,就是这样被嘲弄。批判者反而被人家批判了。郁闷啊!
      
  学习完毕后,看看外面,正是月白风清。男生们回到自己屋里就议论:“妈的,还干什么活儿?坐大腿也能拿满分,什么世道?”
  老龚就说:“这天气这么好,明天还干个鸟活儿,咱们玩吧,今晚就出发,上水库抓鱼!”
  老龚说的这个水库,离我们这里有十多里地,是我们早就神往的地方。他一说,大伙儿兴头儿就来了,说走就走。三更半夜走夜路,防身的家伙不可少,众人分头找了烧火棍、小铁锹和菜刀,装备起来。
  老龚说:“冷兵器,还不行。看我的。”
  他打开自己的牛皮提箱,拿出一件红布包的东西。打开一看,哇噻,是一把手枪!
  这是当年瞎折腾时自制的小口径手枪,虽然粗糙,但功能都全。武斗结束后,老龚藏下来没有上缴,现在派上了用场。
  一支奇怪的队伍,就这样出了集体户。初夏夜,蛙鸣四起,田野的风带着青草的芳香。
  老龚在队伍前面把手枪一举:“走!同志们,向莫斯科进军!”
出发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表,老房心细,特地带了集体户的小闹钟。栓了个绳儿,挂在裤腰带上,这样,随时都可看时间。
因为有月亮,这一路,就走得顺。月光下的旷野,比白天好看,很神奇。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热,正好赶路。一伙儿穿绿色仿军夹克衫的异装少年,不停地唱着苏联歌儿,在大路上大步行进。这一路,没见到狼群的绿眼睛,也没见到苏联特务的信号弹。
他们怎么敢来?就算是妖魔鬼怪,也要被我们狂热的气势所吓倒。我们要挣脱!我们要自由!我们不想再劳动了!
  走到兴头上,老龚说:“操,咱们就这么走到苏联去得了!”
  我说:“对,去苏联!”
  小迷糊和家轩也直喊:“走啊,去他娘的东甸子!”
  苏联,在现实中,当时是我国的大敌,百万大军就在边境上虎视眈眈。但是,在我们虚拟的世界里,它就是人间天堂,是共产主义。苏联文学,多少滋养了我们一点点。白桦树、小别墅、伏特加,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点。国界那边,没有“贫下中能”,没有狗日的“工人民兵”,可以男女手拉手跳舞,可以喝牛奶吃面包,那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?
  不知道别人如何,我那时真是动了心,就他娘的跑吧,跑到国界那边,就有自由和幸福。
  就这样连唱带喊,走了一个多小时,喊不动了,就默默地走。山野里的蛙声虫鸣,开了锅一样的欢畅。
 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到了。
  月下的水库,白雾弥漫,胜似天鹅湖。这样宽广的一片水域,静静躺在山凹里,简直就是睡美人。我们都被这美景镇住了,屏住呼吸看。
  地方到了,困乏也突然袭上来。草上全是露水,坐都没法坐。走夜路,裤脚早就被露水湿透了,风一吹,人直打哆嗦。我们四下里看,想找个露宿的地方,总不能就这么站到天亮呀。
  寻寻觅觅,总算找到了一个小窝棚,是附近村子的人来打鱼,搭起来临时过夜的,这时候正好没人。窝棚里边堆着不少谷草,一捆捆堆到天棚。我们拽出来两捆,点着了,好好烤了一通火。
  火光照亮黑夜的一角,我们又想起了抗日联军。抗联苦,但是人家幸福,有日本鬼子可打。我们白白穿了一身仿军夹克,想当英雄都当不成,天天被“贫下中能”欺负,真是丧气丧气!
  烤着火,老龚就给我们侃苏联。他看过的苏联小说不少,说起来一串一串的,瓦西里、喀秋莎、斯大林、冬妮亚、列宁在1918……虚幻的世界就像这眼前篝火,明亮、温暖,驱散了黑暗。
  烤完火进屋,拿电筒照照,墙上还挂着鱼网。行了,明早上抓鱼,连家伙什儿都有了。看看闹种,我的天,已经两点了!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,倒头就睡。
  这一夜,可真是“黑甜乡”,我们啥梦也没做,一觉到天亮。
  
早上,我被人狠命地搡醒,睁眼一看,天已经大亮。原来是老龚先醒了,发现老房不在,鱼网也拿走了。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。看看小闹钟,已经七点半,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,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,一上午都快过半了。老龚一急,就把大家全叫醒了。众人揉揉眼睛,出门就往湖边跑。跑到一半,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,裤子湿了大半截。我们跟他打招呼,他却沉着脸没答腔,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。
  大伙儿纳闷,就拽着他问:“嗨嗨!怎么啦?”
  老房瞟我们一眼,蹦出来两句话:“起来晚了!鱼早没啦!”
  原来,在这水库里打鱼,要趁黎明时分。天大亮后,鱼就吃饱喝足,跑到水底下玩去了。东北纬度高,到五月底,3点半天就亮了,我们睡到7点半,日上三竿,还能捞什么鱼,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!
 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,忙了半天,白忙了一场,沮丧得无以复加。他鞋里灌满了水,走路咕叽咕叽的,到了小窝棚,把鱼网一扔,叹口气说:“唉,白来,白来啦。”
大伙儿一到白天,就清醒多了,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。
小迷糊说:“咋办?”
  老龚说:“玩玩儿,看看风景再走。”
  王亚奎不同意:“咱们赶紧回去吧,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。这一天,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!”
  如果抓到了鱼,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。现在是白跑了一趟,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。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,说走就走,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,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。
  正所谓“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”,返回的路上,没有歌声,也没有浪漫,只有现实主义。
  将近中午,回到了东甸子。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,就此无影无踪。下午,我们又去了生产队,听驴嘶马叫,干杂活儿。
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,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。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,在窝棚里趴了一宿,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,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?可是,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。那个下午,干了些什么活儿,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,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。可是,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。
李白说:“人生得意须尽欢。”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。人撑死能活多久?现实主义又好在哪?能带到棺材里去吗?能尽欢的时候,不尽欢,那不是大傻瓜吗?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,那么小,就知道积累工分,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,那么这30多年,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!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?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?一个人,再现实,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?那时候,多挣10个工分,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?
  我今天,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。但有些事,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,晚了!
    
    
    16
    
 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,苦难夏锄开始了。在农村里,春耕并不可怕,冬天也就是混工分,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,夏锄(老屯叫“铲地”)和秋收(老屯叫“嘎地”,就是“割地”之意)。夏锄时正是农历“夏至”前后,白天日照最长,在东北有16个小时,只要能看见苗,就得干。所有的地块,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,才不至于杂草丛生,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。这“铲地”,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,老农们抡锄如飞,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,草锄掉,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,简直是武俠的工夫。没开铲之前,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,就吓得我们不轻。一开铲,果不其然,能把人累死。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,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东北的地,都是大块儿的,一条垄,恨不能有三公里长,一眼望不到头,让你绝望到想死。
  夏日炎炎,晒不了两天,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。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,个个都成了大清兵。那尖斗笠,可是有讲究,是用麦秸编的,有空隙,能透风。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“蘑菇”草帽,说:“那叫啥玩意儿,王八盖子,闷死人!”是啊,到了农村,才知道,在老屯眼里,城里人基本都很蠢,就一点比乡下人强,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,而且还领得挺多。
 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“再教育”来了,老屯们很解气,总要教训教训知青,城里人有多么蠢。夏锄一开始,蠢不蠢,立刻就很分明。老屯们走笔龙蛇,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。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,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“北二环”了,我们还在“南二环”穷追。
 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,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,一到地头,返过身来就“接”美眉。“接”就是帮着铲,三下五除二,两下里大会师。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,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。那边会师了,把我们几个雄性的,就那么撂在地半截,没人管。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,约有20分钟。等我们忙活到地头,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。
  这“铲地”,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“熊”了。

热,渴,累,漫无尽头。再怎么说是“炼青春”,我们这也是童工啊。即便童工也不要紧,好处是可以不长成“豆芽菜”,身体棒,但是,别给我们气受啊。
  干了几天,我和老龚、家轩、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。私下里就商量:“还干他娘个蛋!没拿我们当人,干也是白干。”
  老龚有谋略,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:“咱们得想办法,东甸子,不是咱们久留之处。你看老房他们仨,都玩了命了,他们是想进步。这么一整,咱们太孤立,得挪地方。”
  小迷糊说:“我这就回家,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。再怎么,也得离家近一点。”
  我问:“你有啥办法?”
  小迷糊说:“问问家里,乡下有没有亲戚。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,从头来,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。”
  家轩说:“对,我也回家问问。”
  老龚对我说:“咱们两家,在农村没亲戚,明天就去串户吧。找找同学,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。”
  第二天,我们就扔了锄头,再没捡起来。
  那年月,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。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,都牙恨得痒痒的,说是“集体无意识”。但是,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,那就是,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。回城虽然没门儿,但是自由无比。“贫下中能”虽然说了算,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,你愿意干不干。不干,就没工分。年终分粮的时候,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,你拿钱买就是了。每人400多斤粮,是活命的,队长也不敢扣下。第一年,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,吃喝不用愁,那两个卖命的工分,挣不挣,我们根本就不在乎。
  不是说“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”么,那时候的插队知青,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“社会组织”中。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,除了道德鄙视,他们没有强制权。这道德鄙视,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“包二奶”,当什么用?照包不误!
  老房、亚奎和长骏三个人,终于放弃了自由,决心当牛做马了。他们是工人出身,从小没少干活,比我们能受罪。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,起到了“一石三鸟”的作用,彻底分化了我们户。
  女生们,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,不用说了。看样子,都时刻准备着,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。白天干活儿,美眉们娇声娇语,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,到晚上,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。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,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,都放下大老婆架子,对这些“准二奶”关爱备至。
  老房他们仨,用苦干表忠心,老屯看在眼里,都说他们干得不错。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,老屯看得顺眼,那就是好。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,只气不过,我们不比他们差,但怎么干都不讨好。那时候想,这“贫下中能”真是浑不讲理。我们没想到,30多年后,拿着高等文凭的人,也一样浑。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,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,一百年都不可能变。
  我们四个罢了工,在家里做出发准备。开饭就吃饭,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。
 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,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。她抽了个空,在外屋地小声问我:“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?”
  我踌躇半天,说:“不想干了,想玩玩。”
 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,眼睛里充满怨情。这一眼,直刺我心。
  在女生当中,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。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,但她总还有个分寸。不像其他那几个,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。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,我知道,就意味着“可以处一处”宣告终结了。
  霎时,我心乱如麻。
  看她俊俏的脸、水汪汪的眼睛,无一处不透着善良。可这善良的姑娘,就此,将与我渐行渐远。命运,为何如此残酷啊?我头一仰,眼泪差点儿没掉出来。
  小迷糊开门出来,看看我,又看看刘,挺纳闷儿,问我:“你咋啦?”
  我赶紧掩饰说:“烟呛了。”
  小迷糊若有所思,一笑,“枯吃枯吃”踩着秫秸叶子出去了。
  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。我看见,那眼圈也是红的。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:“你们就别瞎闹了,好不?”
  我摇摇头。
  这时候,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,也要出来,梁燕眉赶紧蹲下,继续烧火。我急忙一转身,出了大门。
 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,就这样走到了头。心痛的感觉,就是35年后的今天,还让我忘不了!

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。第三天,四个人分头行动。
  从这天开始,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。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,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,身上带了两块钱,就走上了漫漫长路。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,大致就是向北走,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。
  那时候,钱值钱。两块钱,相当于现在的四、五百了。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,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,看场电影一毛,买本书三、五毛。手里的两块钱,正经顶一阵儿用了。
 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,走在山野里,才发现,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。树木郁郁葱葱,天格外的蓝,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。我不紧不慢地走着,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,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,但是又让人迷茫。
 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,他们破衣烂衫,却能够笑对生活。而我现在,也是在流浪,却一点儿笑不出来。
  一路走,一路问地点,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。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,我每找到一个,就住下两天,然后再走。这些同学,都是初中的,哪个年级的都有,虽然不熟,一说起来,彼此却都知道。
  那年月,知青就是兄弟,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,一报家门,就可以免费吃住,没有人会收钱。以这种方法,流浪一年都可以。我到了人家地盘上,人家都能热情招待,他们有什么,我就吃什么。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。
  白天,大家都下了地,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。听见寂静中,窗外有鸡在“咕咕”地叫,一派很祥和的气氛,让人想起了“大革命”前。
  我看书看够了,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,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。一行行的黄瓜、西红柿和茄子苗,都长得绿缨缨的。集体户的房子,跟农家的差不多,都有猪圈、鸡窝、柴火垛,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。如果不是接受“再教育”,这里的生活,其实挺好的。
 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“贫下中能”还能和平共处,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。每天去地里劳动,就像以前上课一样。收工后,也不叫累,只是麻木地吃饭、说说话,洗洗,睡觉。
 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,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,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。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,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。心想,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?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。
  流浪的日子里,其实一分钱也没花。所到之处,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,但饭是吃得饱的。走的时候打个招呼,也不必特别感谢。淳朴的年代里,人心还是白纸。此后,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。那时候,大约有500万我们的“同志”,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。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。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,却很少。
 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,比我们还要差,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。在那些地方,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,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。那么穷的地方,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,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。
 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。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,在社会这个“我的大学”里,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
  慢慢的,走进深山里来了。问一问农家,原来是林胜公社。我心头一喜:我们班,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。我逢人就问,鍥而不舍,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,就直奔那儿去了。

暮色中,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。
  这一户,人强马壮,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。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,除了从我们组织“叛变”过去的小于之外,都是精英。老成、老杨、小陈、小涂,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,家里住小洋房,房间多得让我头晕。大革命前,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,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,虽然有一点点傲气,但不明显。
  革命风暴一来,两极分化。他们要保老爹,所以参加了保皇派。那一派,很臭,处处搞不过我们,憋了一肚子气。在两派僵持的时候,我们都住在学校教学楼。一天晚上,我们听说他们要来“砸”我们战斗组,老龚便让我去侦察一下。我偷偷来到二楼他们战斗组门口,意外地发现他们黑了灯,门又开着,便探头去望。只见见里面有几个黑影,动也不动,很紧张地戒备着。我不知是什么意思,看了半天。里边似乎很紧张,连喘息声都能听见。我看不出名堂来,就走了。
  回到一楼我们战斗组,一说情况,大家都乱猜。老龚说:“不好,他们确实在做准备,今晚肯定来。咱们要防备好,别睡,极有可能是后半夜来。我去通知高年级同学,让他们一有情况赶快来增援。你们,抓紧时间多捡点儿砖头。”
  小迷糊扎好军用皮带,挺挺胸说:“敢来,往死里砸他狗日的!”
  我们彻夜未眠,但敌人并未来。
  原来,当时他们战斗组正在搬家,刚巧电灯泡憋爆了,正在手足无措间,我在门口探了头。里面以为是我们要袭击他们,都严阵以待。只要我跨进去,就是一顿暴打。结果我走了。他们摸不着头脑,分析了一下,认为是我们要去“砸”他们,我不过是个侦察兵。于是这一夜,他们也彻夜未眠。
  后来我们组织逐渐坐大,终于把他们一派全部撵出了学校。
  当时两拨人的敌对情况,可见一斑。
  可是,在这黄昏的小山村见到他们,双方都泯去了恩仇。小于看见我,一声欢呼:“你小子怎么来了?”
  大家围上来,问这问那。做饭的女生招呼开饭,老成就拍拍我肩膀说:“来,吃饭!别的户咱们同学,谁都没来过,你是头一个。来了,就多住几天。”
  他们吃饭就在院子里,充满了农家气氛。山里的节气比我们那里晚一点儿,到现在还没有开铲,所以大伙对铲地很有神秘感,纷纷向我打听。我干过两天,跟他们介绍了一点儿要领。
  眼前的这些同学,过去的生活都是很优雅的。大革命前,我去过他们的家,跟他们交换邮票。看到他们的业余兴趣跟我也差不多,但社会地位可要尊贵多了。在班里,他们是栋梁材。我们的女班主任,原则性很强,对他们很照顾,对工农子弟一般,而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子弟,则很蔑视。我那时候小,没觉得太不公平,认为自己老爹没打过蒋匪,住的也不是小洋楼,被蔑视,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  大革命一来,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了。她凭什么呀!因此,我们班的第一张大字报,就是我写的。顺口溜,嘲讽女班主任。作品贴到了三楼的楼梯上,一直垂到一楼。那天晚上,全校有五百多同学跑去观看。高年级同学看了笑得要死。几个高年级女生起头,五百人齐声朗诵我的作品,据后来有人讲,声音传出去两公里远……
  那些风云,都过去了。如今,我们一块儿坐在篱笆墙的影子下,端着大海碗,呼噜呼噜地吃高粱米水饭。
  空气里,有烧柴、猪粪和酸菜的味道。
  过去的精英们,现在也能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生活,这使我受到了一点点触动。

小于原先在我们组织的时候,跟我比较要好,后来受老龚排挤,愤而“叛变”,与我疏远了。但那一段缘分还在,因此这次见了我处就格外的亲,老跟我聊。
  我讲了一下我们尴尬的处境,小于就说:“靠,走上社会,你们还像在学校那样?那不行的,得干,得认命。”
  我叹一口气说:“我们跟老屯已经搞僵了。”
  小于说:“胳膊拗不过大腿,你们就低头吧。先把农活儿学好,他们对你们也就好了。”
  我说:“老房他们还行,我们几个,被人盯上了,怎么的都没好。”
  小于问:“龚本辉还那么牛逼?”
  “还行。”
  “你别跟着他跑了,他老爹有点儿门路,他敢折腾,你跟着折腾能有什么好?”
  小于讲的是推心置腹的话,我无言以对。躺在他们户的炕上,心里叹了半宿的气。
  我们班女生的精英,也都在这个户。吃晚饭时,我都见到了。小商,副厅长的女儿;小李,参谋长的女儿;小陈,长影导演的女儿;都是绝色美女,仪态万方。下了乡,也是英姿勃勃不减当年。那时候,还比较封建,见了面,她们虽然都有些惊讶,但也不打招呼,只点点头。小陈是我过去的暗恋对象,这次见到,依然觉得她高不可及。但我心里已有了平民之花梁燕眉,所以也就没有从前那么伤感了。
  两天后,他们生产队开铲了。小于说:“你别猫在屋里看书了,一块儿干两天吧。”于是,我就当玩玩,义务帮他们干了两天。
  他们这里,是纯粹的山区,民风比较淳朴,“贫下中能”不那么盛气凌人。一群城里大干部的子女,跟老农们相安无事。山里的地块小,干完一块很快。再去干下一块,就要走一段山路,实际上能多歇几气儿,所以劳动强度显得不那么大。
  我来时,正是山里最美的初夏,野百合开遍了山凹。他们生产队的男女青年老屯,不像我们那边的那么土,而是挺懂得爱美。收工时,每人摘一束野花,扛着锄,一路说笑,好像“桃花源”中人。那野花,花朵之大,我只在欧洲的静物画上见过。
  最令我惊讶的是,他们这里的少壮老屯从不跟女知青打情骂俏。双方井水不犯河水。
  我在这翠绿的山间干了两天活儿,心灵好似受到洗涤,舒服多了。悄悄跟小于说了说转户的事情。小于摇头,面有难色,说他们这里太穷,干一天才三毛钱,不抵我们东甸子干半天,再安插人进来,基本不可能。
  小于劝我:“你也是经历过学校大革命的人啦,别书呆子气,适者生存。跟贫下中能顶牛,那还有好?”
  小于的话,即使不说,道理我也明白。可是,人的尊严,有时比道理重要。我并不想辩白,我只想找一个不受气的地方。
  我又闲呆了一天,最后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了别。
  我的流浪,无功而返。一路上,景色美得无以复加,但我心头却充满了少年人解不开的忧郁。


17
  
  回到东甸子,见老龚和家轩早就回来了。碰了碰情况,都说没什么希望。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小迷糊身上了。小迷糊拖了这么久没回来,说不定有戏。我看老龚和家轩离开东甸子的决心一点儿没动摇,也就没跟他们说我在我们班那一户串门时的感想。
  过了几天,小迷糊回来了,我们大老远地看见他,就挥着手跑过去,和他紧紧拥抱。大伙七嘴八舌地问:“怎么样啊?”
  小迷糊兴奋地说:“有希望,有希望!慢慢说,慢慢说。”
  他带了一包“曹操糕”回来。这点心,正确的写法是“槽子糕”,是那个年代生产的唯一的一种蛋糕,是梅花状的,用烤箱烤得外皮焦黄,油多,又甜。我们打开纸包,像见了亲娘,一顿狼吞虎咽。
  吃完了美味蛋糕,我们又继续追问最关心的问题。小迷糊说,他们一个邻居,有亲戚在乡下。这次,小迷糊特地去那里的生产队看了看,离长春挺近,在九台县。那边的关系也见到了,是个生产队会计,答应有机会就帮忙。这消息,实际很渺茫。但我们是汪洋大海里的落水客,哪怕抓住一根稻草,也是好的。
  小迷糊一说完,我们齐声欢呼,差点儿把他抬起来。
  对于当前的时局与对策,我们四个认真讨论了一番。去苏联,当然是上策,一劳永逸,但不易实行,现在还不能考虑。要是继续留在东甸子,我们就要永久受气,所以必须转户。在转户尚未成功之前,我们的策略,一是磨洋工,带干不干,因为没必要吃苦受累;二是不要让女生和老房他们太得意,要时不时给他们添点儿堵。
  日子已到了7月份,在东北,这是夏季最后的好时光。我们制定了正确的策略之后,就开始磨洋工,每天去打听有什么活儿干,轻活儿就去干干,重活儿就休息。混了几天,觉得还不过瘾,索性回长春,度假。
  夏季里回到城市,才看出巨大的城乡差别。在农村,老屯一大早3点半就下地,走在路上还半睡着呢。再看城里人,6点半起来算是早的,早上还可以跑跑步。晚上6点,准时下班,吃完晚饭,游泳的游泳,散步的散步,真是天堂里的生活。没见过哪个城里人干活儿能干出一身臭汗的。就是扫马路的清洁工,也是8小时工作制不动摇。
  这次在乡下呆了快五个月,回到家,只觉得路也宽,楼也高,路灯也漂亮。城里人,个个衬衫雪白,衣帽整洁,洋得很。
  我们四个,有一天约好了到学校去看看。上午9点钟,在自由大路电车站会齐,怀着一股说不清的热望,往学校走。
  越走,景物就越熟悉。这路,我们从前曾经走了三年多。远远地看见校门了,不由得“近乡情更怯”。本来是鼓足勇气要进学校去看看的,到了这儿,却忽然都站住了。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从这里毕业的,而是被赶出来的。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,我们是逆子,是废品,是见不得人的东西。
  隔着马路,我们看了校门好久,怎么也挺不起胸来堂堂正正地进校门。
  老龚说:“算了,别进去了。咱们在篱笆外面绕一圈吧。”
  隔着栅栏,我们看见了熟悉的教学楼、生物楼、体育馆、学生一舍、二舍;甚至还看清了低矮的大食堂和校办厂。那风雨操场,那足球场,都还绿草如茵。教室窗户下的丁香树,仍然郁郁葱葱。风吹过,我们还听到了风琴的声音,不知是哪个教室在上音乐课。
  走着走着,大伙都有些心酸。小迷糊不停地念叨着:“省实验啊,省实验……”
  忽然,老龚停住脚,问大家:“都看清楚了?看清楚了,咱们就走吧。”
  说完,他扭头就往回走。剩下我们仨,看了一眼母校,也跟着他走了。

那时的知识青年,回城探亲一次,是上一次天堂。离开故乡返回集体户,是赴一趟刑场。每次,都要经历这样一次的生与死。极端的热爱与厌憎,都在那时体验到了。我以前,从没感觉到故乡城市的一切是这样的亲,美得像个大花园。所有职业的人,都让我羡慕,因为他们过的是高尚的城市生活。就算是扫大街,那也是体面的劳动,可以按时上下班,不用跟着日头转。
  我在家呆了一个月,每天都上街去逛。五商店、二商店、重庆路、长江路,哪里热闹往哪里去。走在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上,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,心情舒畅。这才是生活,这才是幸福啊。
  直到有一天,父亲问我:“你们这农闲时间,是不是太长了?”我才意识到,必须得回去了。故乡已不允许我这样的人久留。
  八月初,天凉了。我和老龚他们联系了一下,决定返回。
  初秋的东甸子,玉米叶已经枯黄,满目凄凉。我们从花团锦簇的长春回来,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破败与凋零。
  我们不在的时候,老房他们几个男生和女生完全结成了死党。看见我们回来,都不冷不热,像是嫌我们很碍事的样子。他们天天晚上在女生屋子里商量事情,无非是怎么讨好贫下中能,怎么干好农活儿。
  我们则破罐子破摔,不理他们。在一个房顶下,各使各的劲儿。
  “嘎地”,也就是秋收开始了。这也是一个要命的活儿。东北的秋天不长,庄稼要快割快收。下雪前,都要运到场院上去,不然雪一埋,就要麻烦。农民们起早贪黑,疯了一样地干。我们还是不行,每天都累个半死。晚上收工,吃完饭躺在炕上,一小觉醒来,肚子就饿了。
  家轩说:“不行,饿得慌,我去炒饭吃。”
  他爬起来,到外屋地,把剩下的高粱米饭用油炒了,叫我们起来吃。炒饭里,有油有盐,还有葱花,香味扑鼻。
  我们吃了一次,就上了瘾,天天晚上都起来炒饭吃。集体户的粮油是共用的,我们这一吃,等于多吃了一份。老房他们看在眼里,恨得直咬牙。
  终于到第四天头上,以关美玲为首的女生不干了,涌进我们屋,对我们说:“你们这么糟蹋油不行,咱们分户!”
  “分户”,这是个知青史上绝无仅有的概念,只在我们东甸子集体户发生过。
  我们正好不想跟这伙庸俗到家的人搅和在一起,就同意了。
  刘队长被请来当公证人,他和王会计拿来一杆大秤,把集体户的粮食、蔬菜、豆油(只剩了一点点)、柴火,一五一十分了。老房他们和女生算一户,他们三个男的先到刘队长家住,把房间让给我们。这样,就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了。
  分户后的几天,正是秋雨绵绵,让人万念俱灰。我们这边,再过不上饭来张口的日子了,哥儿几个轮流做饭。家轩最先做,他发明了一种做法,等锅里的高梁米快要熟了的时候,揭开锅,用铲刀把饭铲成一个小堆,再盖上继续闷。这样出来的米,比较硬,别有一番味道。家轩沾沾自喜,每天我们吃饭,他就要自卖自夸。
  后来,老龚实在忍不住,就说:“你他妈的这叫什么饭,都没熟!”
  家轩很委屈,争辩道:“咋没熟?”
  我和迷糊看他们要吵架,就赶紧拉架:“算啦,算啦,明天,就别用这新方法啦!”
  我们做了几天饭,就把油用没了。蔬菜也只有土豆。没法子,就煮土豆当菜,放一把粗盐,有个味儿就行。吃的时候,自己把皮扒开。盐水煮土豆,吃起来,感觉很像咸鸭蛋,我们就当是在吃咸鸭蛋。
  天开始下霜了。早起干活儿,又困,又冷,又潮湿。我们割豆子,手套一磨就破,搞得手上鲜血淋漓。干了七、八天,我顶不住了,收工后跟他们几个说:“我不想干了,这么干有什么用?”
  老龚说:“就是,咱们转户之前,干脆别干活儿了,呆着吧。”
  小迷糊说:“那行吗?”
  老龚说:“有啥不行?咱们要是上苏联,有人管;咱们不干活儿,谁还敢管?”
  我们就这样,撂了挑子,自动下岗了。一个人轮流做一星期的饭,其余没事的人,白天就到各处去乱串。
  轮到我做饭时,家轩教了教我。其实很简单,放好米和水,一顿猛火烧开锅,就不用管了,剩下的炭火,正好把饭闷熟。
  我做饭的那个星期,恰好是梁燕眉也做饭。她已经很久不跟我说话了。这一次,仍然是冷着脸,看也不看我。我们在外屋地各做各的饭。她们“那一户”做饭有计划,所以到现在还有油,每天都像模像样熬个菜,比我们要正规多了。
  我在煮土豆时,梁燕眉正好看见,神情很惊讶,忍了忍,终于问了我一句:“你们就这么做菜?”
  我说:“是啊。”
  她叹了口气,没再说什么。
  我做好了饭,就回屋子里躺着,忽然听见梁燕眉在外屋地喊我的名字。
  我连忙跳下炕,推门出去,却不见人,只见我们灶台上放着一大碗热腾腾的土豆熬南瓜。
  这一大碗菜,颜色鲜艳,香味诱人。
  这是梁燕眉给我的!她的心里,还没放下我。
  我心头一热,眼睛都有点儿模糊了。

天一天冷似一天,日头也渐渐短了,我们百无聊赖。每晚早早烧了炕,躺下就睡,养膘。我睡不着,常常想起父亲。父亲送我踏上来敦化之路,对我,是寄托着一些希望的。他希望我在人生战场上做个合格的兵。但我恐怕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了。我只能做个逃兵。
父亲自“大革命”以来,景况一直不大好,我下乡前几个月,遇上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他被怀疑是“美国特务”。我们家被他们单位造反派抄了,照片、书籍被抄走一大批。一架过去在地摊上买的美国收音机,也给当成电台抄走了。一个30来岁的少壮派蠢猪抱着收音机,边走边说:“我怀疑秘密就在这里边。”
父亲念大学的时候,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经常到学校去看望中国学生。有一次,偶然碰上了父亲他们一群,有人顺手照了一张相。这相片,我父亲就说不清了。单位造反派把他关起来,不让回家,又到我们学校,通过造反派组织找到我,给我做动员工作,让我劝老爸自首坦白。我很疑惑,老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,美国不可能招募这么窝囊的特务吧?那些单位造反派,都是牛逼烘烘的少壮派,说话没人性,威胁我说:“你爹不交代,我们就能关他一年,你信不信?就你爸那个体格,他能挺得下来吗?”
  我咬死了说:“我啥也不知道。”
  少壮派蠢猪们说:“你做不做你爸工作?”
  我说:“他不可能当特务。”
  “怎么说?”
  “他上街买菜都买不好,我妈老说他。”
  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我校造反派头头赶紧捂着嘴乐。父亲单位的少壮们想发火,又碍于场合,只能恨恨地说:“你想保住你爹的命,趁早劝他坦白。”
  “我日你们姥姥!”我心说,“我是谁?我造反起家,还怕你们?这辈子,你们迟早也有犯到我手的时候,等着瞧!”
  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头对我有怜悯之心,打了个圆场,把那些蠢猪们哄走了。
  蠢猪们终究没挖出线索来,关了父亲俩月,放了,嫌疑帽子还戴着。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回去探亲,才听说没事了,正在准备下干校。下干校,是个苦差,但对于父亲来说,等于承认了他是“革命干部”,总算摘掉了“特务”帽子。所以,夏天时他心情还比较好。
  我在乡下的事情。都瞒着他,不敢说我们正跟贫下中能对着干。父亲看我晒黑了一点,还比较满意,说:“孩子,吃苦,不是坏事。吃过苦的人,栽不了大跟头。”
  老爹这话可错了。我们这一代,是苦就吃过,跟斗却栽的数不过来了,没有一回能跟上时代的,一直踉踉跄跄到今天。
  
  那年秋天,为了逃避吃苦,我们毅然脱离了主流社会,开始浪荡。家长管不着我们,生产队也管不着我们,彻底自由了。以往队里开社员会,都要叫我们,见我们彻底罢了工,刘队长也就不再叫我们了。“那一户”倒是隔三差五的就去开会。
  我们起了好奇心,什么事儿啊,生产队要频繁地开会?一天晚上,我们溜到队部外头偷听。里面先是在商量农活儿的问题,商量完了,就谈到了集体户。
  刘队长说:“你们那几个男生,怎么都不干活儿啦?”
  王亚奎嘴快,立刻打小报告说:“他们那几个少爷秧子,能干什么活儿,天天唱黄歌,到处瞎串。”
  刘队长说:“他们那几个,活儿干得确实不咋地。”
  王亚奎接着告状:“他们心思也没用这上呀,成天想着往苏联跑。”
  刘队长说:“就他们几个那废物样儿,还能偷越国境?”
  众社员就大笑。
  墙根底下,我们几个听得咬牙切齿。
  回到集体户后,老龚说:“这帮王八蛋,咱们得教训教训他们。”
  家轩晃了一个下摆拳,说:“对,揍他个姥姥的。”
  惩罚计划很快就制定好了,我们要打一场维护尊严的战斗。从兵力上说,我们四个男生,他们只有三个男生,我们是强势。而且我们先发制人,有必胜的把握。
  接连几天,我们都在备战,寻找战机。家轩被安排发起第一轮攻击,连着几天,他都不停地在练“稳、准、狠”的下摆拳。
  机会终于来临了。一天中午,老房他们三个进了女生屋,在商量什么事情。家轩看见了,紧急通知我们进入战争状态。我们几个马上来到外屋地,把大门堵住,摆好了阵势。
  家轩清清嗓子,叫了一声:“冯长骏,你出来一下,我有个事儿问问你。”
冯长骏的父亲是当年的长春拖拉机厂的“贵族”工人,一月工资七、八十,家境很不错,住的是过去日伪时期的小洋楼,带地板,不比我家差多少。他老实木讷,是个善良人。我们那时虽然小,但也装了一肚子成人的坏水儿,知道欺负善良人不会有什么后果。冯就是我们选出来的“突破口”。
  家轩一喊,冯长骏应声而出,问:“啥事儿?”
  家轩问他:“你前天是不是骂了我?”
  这是典型的“狼和小羊”的逻辑,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
  冯长骏一脸茫然:“我什么时候骂过你?”
  家轩冷笑一声:“你不承认?”说着,照他下巴就是一记下摆拳。这拳法,东北又俗称“电炮”,迅疾如电。右拳攥紧,五指并拢,手腕挺直。这样,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手腕上,冲击力极强,又不会挫伤手指。当初,一中那小子就是一个电炮把我打倒在地的。
  家轩为此已经练习了多时,一炮下去,冯长骏虽未摔倒,但也站立不稳,踉跄了几步,嘴唇立刻出了血。他“哎呀”一声,捂住了嘴。
 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,知道是我们寻衅,老房在女生屋子里“哇”地一声,扑了出来。他身大力粗,气势逼人。
这我们早就料到。我方老龚立即迎上,两人交手,很快搭起了摔跤架子,像两头老熊在地上转开了圈儿。
最后出来的是王亚奎,他破口大骂:“反了你们!还敢打人!”他忽然指着我说:“你什么出身你不知道?你老爹什么问题你不知道?你还敢打我们工人子弟?”
  我说:“王亚奎呀,我老爹问题搞清楚啦,已经下干校了,是革命干部了。你到长春去调查呀!”
  王亚奎气急败坏,上前就要帮老房。我方我和小迷糊战斗力最弱,但俩也能顶一个,预定是负责牵制王亚奎的。他刚一出手,我俩从两边立刻把他揪住。王挣脱不开,气的“呀呀”大叫。
  冯长骏莫名其妙挨了一个电炮,此时回过神来,抓住家轩领子质问。家轩也反手抓住他的领子,两人就像斗架的公鸡。
  “你凭什么打人?”
  “我他妈就打了,怎么地?”
  主战场的老龚和老房,已经不知头顶着头转了多少圈儿了,都累的“吠儿吠儿”的直喘。老房家穷,买不起腰带,用的是布带子扎裤腰。在激烈搏斗中,一下给挣断了,棉裤下滑,露出了半截白屁股。但战斗激烈,谁也顾不得了。
  女生们先是吓呆了,好半天没人敢吱声。后来醒悟过来,就开门想出来助战。不料一开门,刚好看见半截肥臀,吓得一片乱叫,把门马上又关了。
  外屋地霎时成了战场,锅碗瓢盆不断被碰翻。咒骂声、喘息声、撕掳声不绝于耳,听起来十分惨烈。女生再也忍不住了,不管什么屁股不屁股的,由关美玲带头冲了出来。关美玲指着老龚鼻子斥责:“龚本辉!你别不要脸,你还敢打同学?”
  梁燕眉也冲上来,推开我和小迷糊,瞪着我,愤怒地说:“你们太不像话了,太野蛮了!”
娘子军一介入,双方自然停了手。
关美玲护着老房他们,冲老龚说:“龚本辉,你太流氓了!”
老龚咧嘴一笑:“我流氓?我朝大街撒尿了么?”
女生一片哗然,纷纷怒斥。
关美玲气得脸发白,说:“我上公社告你们!”
双方又各自说了一些狠话,便都退回了自己的营地。
  把门一关,我们四个击掌欢呼:此战大获全胜,灭了他们的威风。特别是家轩的出手,又快又狠,真是痛快。小迷糊拿过京胡,拉起了《智取威虎山》,高唱一曲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”。 
我们的凯歌还没奏完,门就被刘队长“咣”的一脚踢开。他铁青着脸,吼了一句:“很入着(舒服)是吧?你们这是要作反天了!马上给我上那屋开会。”
  分户以来,两个户的人还是第一次聚在一起。冯长骏的嘴明显肿着,女生们个个义愤填膺。我们故意若无其事。
  刘队长看人已经齐了,就下了炕,站在地上,背着手训话:“看看你们几个,腐化堕落成啥样啦?活儿活儿不干,跟户里人打架。还弄出个‘电炮’来。有能耐,就给我来俩‘电炮’!过两天,是不是要上房揭瓦呀?再胡闹,就把你们绑公社去,信不信?咱东甸子,处理不了你们了。”
  我们知道,“打狗看主人”。这一仗,触动了老屯们承受的底线,再进一步,他们把我们绑到公社不是不可能的。
  但刘队长到底是老于世故,他犯不上为了老房他们跟我们这些亡命徒结仇,所以也没有进一步逼我们,而是划定了两户的三八线,谁也不许进犯谁。只要我们不在户里闹事,他就让我们自生自灭。
  我们集体户“电炮”事件,很快传遍了东甸子。在农民眼中,我们几个人,成了彻底的小腐化堕落分子。过去跟我们多少有点交情的老张和小苏,都不大乐意接纳我们了。
  我们陷入了被人民鄙视的汪洋大海中,每天就更加难熬,只好琢磨吃的。地里有些黄豆割倒了还没来得及收回去,我们就趁黑往回偷,在院子里点火一烧,扒出烤熟的豆子来吃。吃罢,满口留香,嘴唇乌黑。秋天的老玉米,有一些还不太老,我们也是趁黑到地里用手摸,摸到了,就掰下来。做饭时扔到炭火里烤,烤得辟哩啪啦响,那香味儿,直让人流口水。
  混了不知道有多久,雪终于飘飘地下开了。黄昏时分,村庄宁静安详,雪无声地在落,掩盖了满世界的荒凉。
  第二天清晨起来,奇冷!水桶冻在了地上,太阳没有任何热度,漫山遍野的雪刺得人睁不开眼。
  东甸子通往外界所有的路,都被这大雪封住了!


18
  
从那时候起,我们就明白了:人生不是游戏,而是一场磨难。少年时代结束了,我们注定了一生要经受无数磨难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?不知道。  
东甸子的雪,掩去了夏日的繁华,白茫茫大地上一无所有。今年的年初,我们在雪中来到这里,梦一样地恍惚。在懵懂中,度过了春夏秋三季,失去了童心,失去了方向感。冬天的太阳,有亮度,没热度。早上,我们抖抖瑟瑟地从土坯房的玻璃窗向外张望,内心如死一般。这每到来的一天,有什么意义,有什么盼头?无论是书上,还是在电影里,都说我们已经过上了千载难逢的幸福生活。可是,我们的幸福,在哪里?
  就在这绝望的时刻,我们户来了三个不速之客。是长春二中初二的三个小子。为首的姓曲,绰号“水曲柳”。他们户在林胜以北的山沟里,是跑来“串户”的。一路不知走了多少家,瞎猫碰死耗子,撞到了我们户来。
  有朋自远方来,我们按知青的老规矩,满招待。不过,无米之炊,我们也变不出花样来。好在他们不计较,也跟着吃盐水煮土豆。
  这三个家伙,文革武斗时是好手,真正上过阵、攻过坚的。据说,当年在二中造反大军里,当过敢死队队员。提起热兵器打仗的事情,如数家珍。当年长春的我方一派中,有一位五十中的学生领袖,在偷袭战中被乱枪打死,被我派尊为“烈士”。水曲柳对那个家伙则不以为然,说:“那小子,什么东西?亡命徒。他不死,谁死?”
  三个小子一住下来,就不想走了,大概是认为找到了臭味相投的知己。每天跟我们侃山,讲武斗的趣事、造反派里的绯闻、捉弄老师的手法,天天侃得嘴冒白沫。说来,水曲柳他们也是干部子弟,一副牛逼朝天的模样,不过,他们却不是精英。在“大革命”前,是小混混,与我们班的老成、老杨、小陈、小涂根本是两路。当年的干部子弟,不是极好,就是极孬,很少有中间状态的,
  水曲柳他们来的时候,正是“电炮事件”结束后不久,我们和老房、关美玲他们正执行停战协议,谁也不干扰谁。庞德海一伙道德败坏分子就乘虚而入,公然跑到我们户女生房间,躺在炕上聊天、唱大戏。有时唱得高兴了,分贝达到80,间或还有浪笑。
  一开始水曲柳没大在乎,他们毕竟是来作客的,不好说三道四。后来感到不对,就惊讶地问:“是什么人在那屋?老屯吗?”
  我们说是。
  水曲柳一个鲤鱼打挺儿,从炕上翻身起来:“你们真是让人骑着脖梗拉屎!老屯怎么敢这样?”
  我们跟他们讲了“分户”的经过。
  水曲柳一听,有点蔫了:“原来那帮骚货不归你们管了,不然,集体户女生天生就是男生的‘码子’。他老屯还想开开荤?”
  水曲柳怏怏不乐地躺下,继续侃他的“5.3 围攻工大事件”。但是对面屋子里的狂浪笑语,时时干扰他的思路。终于,他忍不住了,起身,站在炕上,隔着房梁冲那屋喊:“你们那屋的,在‘打圈’吗?打圈也不找个背静地方!”
  那边屋子里略为安静了一下,接着浪笑声又起。水曲柳较上了劲儿,索性就一声连一声地喊。
  老庞的脸终于挂不住了。我们的门,被他一脚踢开。
  他身披一件蓝棉大衣,抖了抖肩膀,横了水曲柳一眼:“谁喊的?你们是哪的?”
  水曲柳从炕上下来,站在他对面,面不改色:“我们是三家子公社长春二中集体户的。”
  “你们干嘛来了?”
  “你算老几啊,管得着吗?”
  老庞又抖了抖大衣:“我是民兵队长,问问怎么的?”
  水曲柳轻蔑地一笑:“不就是老屯吗?你吓唬谁呀!”
  老庞大怒,上前就要抓水曲柳的手腕儿:“你说谁老屯?”
水曲柳往后一撤,嗖地一声,从裤腰上拔出了一柄步枪枪刺。那东西像匕首,两面是血槽,闪着乌光。这小子摆好了架势,一晃头:“怎么的,要干架?”
老庞倒也没慌,定了定神说:“小爷们儿,我跟你无冤无仇,来来,咱说明白了,再打!”
水曲柳就问:“你不是民兵队长吗?”
“是啊。”
“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?”
“知道。”
“那还调戏妇女?”
老庞横了一眼,说:“那屋里,有你妹子?”
“我操你妹子的!”水曲柳大怒,跳起来就刺。
老庞连忙躲闪:“呀,呀,还敢杀人?”
“我剁了你个鸡巴!”
“使不得!”我们几个连忙拽住他胳膊。
  老庞见水曲柳要动真家伙,好汉不吃眼前亏,说了句:“你们等着!”回头就走。
  其余几个少壮农民,更不敢呆,慌慌张张跟着离开了集体户。
  我们这边立刻一阵欢呼。女生屋里,有人骂了几句“肮脏”,也就没有动静了。
  水曲柳哈哈大笑:“你们唱够了?该我们唱了吧?”说完,就唱起了当时的所谓流氓歌曲《囚歌》。
  
  我在这里,遥望家山,
  不见老母,慈祥的脸。
  过去的欢乐,
  往日的幸福,
  什么时候,
  才能重见……
  
  歌声挺凄凉,与当时我们的痛快心情不大相吻合,但我们却唱得如醉如痴。
  这歌,不知是什么人写的,也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流传的。反正在那个年代,这样的歌,是个异数。它就在边缘的民间,被我们这些人传唱着,很有神秘感。

水曲柳他们的到来,给我们几个注入了强心剂。我们知道了,在这个世界上,不愿意按照别人安排的方式来生活的人,大有人在,不止我们几个。
  两天后,我们一块儿兴致勃勃地去官地公社逛街。沿着积雪的公路,走了十多里,来到了公社的小镇上。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可逛的。那年月,街上没有私人商铺,公家的百货店和小饭馆,都很寒酸,只比东甸子热闹一点儿。
  在小饭馆里,大家凑钱,吃了一顿饭。没有纯粹的大米饭,只有掺了玉米碴子的米饭,不好吃。好在菜里有油,我们已经是很久没吃油了。
  吃完,觉得没解馋。出来看见街边有居民养的鹅,一群群的,到处在觅食。水曲柳就问:“你们想不想吃鹅?”
  我反问道:“想买鹅?哪有钱?”
水曲柳嘻嘻一笑:“买?用不着买。想吃,咱们今晚就能吃!”说着,他把军大衣扣子解开,跟一个同伙向一群鹅走去。
街上人多,没等我们看清他们干了什么,两人就回来了。他俩掀开了大衣的衣襟,我们都愣了——每人怀里揣了一只鹅!
  一行人便急匆匆地往回走。路上,水曲柳向我们介绍经验:“抓鹅,要把鹅脖子拧到翅膀底下,掖好。这样,它就既不叫,也不会死。晚上,咱们就煮鹅吃吧!”
  回到东甸子,天刚擦黑,我们迫不及待地动开了手。水曲柳手脚麻利地杀了两只鹅,用开水褪了毛,去掉内脏,扔进锅里煮。没有佐料,只放了盐,不到半小时,满屋子就是一股香气。
  鹅汤终于煮好了,我们连饭都来不及做了,就盛出来分享。
  好大的一层油。这样的美味,终生难忘!
  艰苦惯了的人,吃了一点油,就腻住了。两只鹅,我们竟然吃了三顿才吃完。口中余香,几天不散。
  这天,酒足饭饱,水曲柳又跟我们胡吹他在武斗中的战绩。老龚偶然提到二队集体户那帮小子以前曾来寻衅的事。水曲柳一听就火了:“还有这事儿?他们是哪的?一中的?走,去找他们,给你们报仇!”
  我们一伙气势汹汹,来到了二队集体户。
  集体户只有两个女生,其余的都回长春了。没找到人,水曲柳很不甘心,又问:“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户?”
  我们说:“一队集体户也是一中的。”
  “走!”水曲柳抬腿就走。
  一队集体户也是人不多,只有一个小帅哥在男生屋子里。水曲柳跟他搭上了话,互相寒暄了几句。
  小帅哥说:“你们坐,我去给你们烧点儿热水。”
  帅哥在外面忙,水曲柳对我们说:“冤家路窄。这小子得罪过我,他没认出我来。等会儿看我的。”
  一会儿,帅哥拿了几个碗进来。
  水曲柳说:“你先别忙,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认得我吗?”
  帅哥摇摇头。
  水曲柳说:“你忘性可挺大!今年夏天,我到你们公社知青办去办事,一进门,没见有干部。那时候是不是你在里边?”
  帅哥迟疑着说:“可能是吧。”
  “我当时问你,这儿没人吗?你说什么?”
  “我……忘了。”
  “你说,我不是人吗?对不对,是不是这么说的?”
  小帅哥个头不高,很精干,穿着极其时髦,小翻领拉锁一丝不苟。面对突然的挑衅,他倒还不失风度,说:“大哥,是我说的,我错了。”
  “你很牛逼呀!那天我忙,没搭理你。你以为一中的就没人敢惹?”
  帅哥还是不卑不亢:“大哥,我错了。”
  说时迟,那时快,水曲柳上去就是两个“电炮”。帅哥嘴角立刻渗出了血,但他没有躲,站得仍很直,只是说:“对不起,我错了。”
  这帅哥跟我们并无仇怨,我们看不过,赶紧上前劝住水曲柳。
  水曲柳说:“你今天态度还不错啊。知道了吧,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。”
  “是,大哥。”
  水曲柳说:“知道我是谁吗?二中敢死队的水曲柳。你们一中的要想拔豪横,还嫩了点儿!走!”他把大衣的衣襟一甩,朝我们挥了一下手,带着我们扬长而去。
  出门后,水曲柳仰天大笑:“哈哈,放心吧,他们一中的今后再敢欺负你们,我改姓!”
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。
就这样,每天到处乱逛,我们感觉很潇洒,远强于前一段坟墓似的生活。

  这期间,我收到了父亲一封来信。父亲说,他已经从干校回来了,但并不意味着下放生活的结束,更漫长的流放还在后面。单位下令,一部分干部全家都要去“插队”,当时叫“干部走五.七道路”。这是专用术语了,就是让他们与工农相结合,不过想当工人那是奢望,而是彻底被赶出城市,去过老农的生活。父亲说,他的“历史问题”虽然查无实据,但终究也是个“问题”,所以导致这次被长期发配,连累了全家。他让我抽空回家去一躺,再不回去,家就不在长春了。信不长,也没有一贯的教诲,只是有些伤感。
  我联想到父亲的身体,不敢想象他怎么干得了沉重的农活儿?又想到,难道一家人就要永远告别城市了?
  命运有时候真是面目狰狞,不给人一点儿希望,非要把所有的不幸通通加到某一群人头上。明明是恶意的惩罚,却又冠冕堂皇,让你连反抗都没有理由。
  我读罢信,长叹一声,恨不得立刻就回家去。在长春,眼下还有我温暖的家。可是这家,马上要消失了。今后所谓的家,还不知道在那个乡下的土坯房里。这已经不是游戏了,是代表正义的力量对我们这类人的惩罚。面朝黄土背朝天,是他们赐予我和我的家庭的唯一出路。
  我到邻居的老农家里去了一躺,问问有没有新鲜的小米,想买一点儿给父亲带回去。父亲有胃病,他今后还要像大老张和王队长那样当农民,我没法儿帮助他,只能以此来表示一下心意。
  邻居说,新小米还没有磨出来,让我等两天。
  水曲柳见我长吁短叹,就问我怎么啦。我说:“老爸和全家都要下乡了。”
  他说:“那你还不快回去看看?这破集体户,没吃没喝,还呆在这儿干嘛?”
  我说:“等两天吧。”
  水曲柳他们终于在我们这里呆够了,要走。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,决定由老龚、小迷糊和家轩送他们一程,送到官地公社再回来。我轮值做饭,就免了。
  临走,我跟水曲柳他们挨个儿握了握手,让他们有空再来。
  水曲柳说:“哥们儿,别发愁。你老爹当年没去延安,今天才倒了霉。这次,你就当他去延安了,什么‘五.七’道路,能怎么样?还能把人搞死?说不定这将来就是他的资本。山不转水转,二十年后看谁是好汉!”
  水曲柳这当然是满嘴胡说八道了。但二十年后,我的老父亲确实是时来运转了,而且势不可当,比当年去了延安的,还要辉煌。我后来就想,水曲柳,一个长春二中的无赖混混儿,无意中竟然能道破人世间的真理。他的话,我一直记着。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,经常用它来鼓励自己。
  天仍然阴着,小雪静静地飘,村庄没有声息。老龚他们送水曲柳一行走远了。雪野里,人影只是几个黑点。整个东甸子,都弥漫着柴烟的气味。视野里欢蹦乱跳的东西,只有狗。高高木竿上的那些“伟大旗帜”,经过一夏的曝晒,已然褪色,但飘起来仍是威风凛凛。
  他们是一早走的,下午老龚就能回来。我洗好了几个马铃薯,准备做下晌饭,等老龚他们回来吃。
  可是,这顿饭,他们没有吃得成。

我做好了饭,盛到搪瓷脸盆里,拿到里屋炕头,用棉被盖起来保温。然后,就煮盐水土豆——老菜谱了。
  郁闷一阵阵涌上心头。漫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,还要过五、六个月这样的日子,我们难道一天一天就这样过?
  我走到门外,呆呆地看着铅色天空下的雪野。细细的雪花飘得很欢快,它们不知道愁。
  此时,不知即将落户农村的父亲怎样了?不知正在收拾家当的母亲在想什么?那个白雪覆盖下的故乡的城,此时又该有多美?
  就这样呆想,不知过了多久,忽然听到梁燕眉在里面喊了一声:“呀,你的土豆!水都烧干了!”
  我慌忙跑回灶台,看见灶坑里面的炭火已经被扒了出来,掀开锅盖看看,煮土豆成了烤土豆,糊了。
  我们“这一户”四个男生轮流做饭,他们“那一户”四个女生轮流做饭,我和梁燕眉排在同样的班。可是自打“电炮事件”后,每次做饭,她再也不跟我说话。今天,她只是帮我把炭火扒了出来,就进屋去了。
  梁燕眉啊,我平生第一个恋慕的女孩。她的声音,老远就能让我心颤;她的欢笑,隔着墙壁我常常能听得到。年轻时代的爱,就这么敏感。那年月,人们穿得都差不多,但她的身段,即使在千万人当中,我也一眼就能分辨得出。
在东甸子的岁月中,我始终感觉她离我很近很近。虽然现在我们已渐行渐远,可是我仍然在想象中,把我的将来,和她联系在一起。在火炕上,夜长睡不着,我就忍不住要想象,我们总会有一天,一块儿回城去探亲,去逛繁华的重庆路,一起在那春天的白杨树下散步。少年人所梦想的幸福,不会是油盐柴米,而就是——能拉住一个可爱女孩儿的手。在现实中,虽然两人已无话可说,但这禁绝不了一个痴迷者的想象。
我未来的生活中,怎么可能会没有梁燕眉,怎么可能……
  正在呆想间,冷不防有人“咚咚咚”地跑进院子里来,大声喊我。
  我出门一看——是水曲柳!
  “是你?怎么啦?”我心里一惊。
  他气喘吁吁地说:“你不是想回家吗?”
  “是啊。”
  “走,快走!”
  “怎么走?”
  “有车呀!你就别问了,走!“
  “我……还有小米没买呢。”
  “你怎么婆婆妈妈的?都等你呢,走!”
  我被他拽着,来到了公路边,远远看见路上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,上面坐着几个人。这水曲柳,搞的什么鬼,说不定怎么花言巧语把人家的军车给拦下了。
  走到近前一看,我的妈,全是我们自己的人!老龚、小迷糊、家轩,还有水曲柳的那俩哥们儿,都坐在车上,一本正经。
小迷糊见我踌躇,憋不住一乐:“看什么看?都是国军!”
  怎么回事?我仿佛是在做梦。
  “你们怎么搞到的军车?”
  “哈,上车吧,回长春!”
  我挤了上去,几乎等于坐在他们腿上。
  “你们这么大能耐?哪儿借来的车?”
  大伙不答,只是笑。
  水曲柳把车开起来,回头对我说:“什么借的,谁能借给咱们?偷的!”
  “偷的?这军车?”我愣了。
  “这有啥?容易!县革委会的二把手、军代表,坐这车到官地公社开会,中午在饭店下馆子。车就停在道边,没人管。我伸手进去把电线扯断,两根线一打火,点着了火,就把车发动了。在二中武斗时,常干这事儿。”
  “那人家不找?”
  “就让他找,把官地挖地三尺去找吧。他做梦也想不到,咱们上长春了!”
  “上长春?咱们上莫斯科!——前进!”老龚哈哈大笑。
  老式吉普是帆布的蓬,不防寒,但我们一点不觉得冷。开着军代表的车,看着眼前的通天大路,真是豪情满怀。
  敦化的群山,一片银白。无边无际的树,都落光了叶子,在雪景中像苍劲的木刻。
  一辆涂红星的绿色军用吉普车,载着一车杂色服装的少年,一路呼啸而去。车里,传出一阵阵嘹亮的歌声,是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。
  这辆车,驶向了少年人梦想中的莫斯科。

  车爬上一个小山岗,身后,东甸子远去了。满车的人都在唱,都在笑,只有我沉默。我想,我们这是到哪里去,回长春?长春还能是庇护我们的地方吗?它的怀抱又能把我们保护多久呢?
  想到此刻在长春的老爸,心里就痛。那样的一个老实人,二十多年前,不留洋,不逃台,满心里都是为了祖国吧?干到最后,却连城里的家都保不住了。他究竟得罪了谁?人们为什么要狠命地整他?一个连杀鸡都要犹豫半天的人,对社会能有什么危害?我们的民族,已经疯了么?
  我后来明白了,父亲的善良,就是他的罪。
  人们乐于欺负善良的人,因为即使欺负了,也不会有什么后果。而对恶人,大家则不敢多说一句话,是因为那后果无人敢于承担。
  在和平年代里,那些口称“革命”、“正义”、“牺牲”、“阵痛”、“代价”而专门欺负善良人的人,如果放在战争年代里,就是一批最无耻的汉奸、叛徒和匪类。
  善和恶是明明白白的,但没有人能站出来,保护我的父亲!
  我忽然想,这次回长春,决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!我要把给父亲买的小米带回去。
  想到这儿,我大喊了一声:“停车!”
  水曲柳身子抖了一下,连忙慢慢刹住车:“怎么啦?要小便?”
  “我有事情要办,还是明天坐火车回去吧。”
  大家一致反对,都说何必呢,坐吉普回去,不是过瘾吗?
  我坚决地摇摇头:“你们快走,我下。户里也不能这么扔下就跑,连门都没锁。”
  大伙见我死心踏地,也就不劝,挥手告别,相约回到长春见。
  吉普车卷起一股雪烟,开走了。我站在路边,没动。看着车辆远去,觉得他们真是好像投奔永恒幸福去了,把我孤零零一个人抛弃在敦化的雪野上。
  那时候,公路上的汽车极少,马车和马爬犁也很少。回去的路上,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,没见到有顺路的车。往敦化方向倒是时而有车过。天擦黑了,我不再抱侥幸心理,迈开双腿,走回去了。
  一夜几乎无眠。那边屋里是女生在酣睡,这边屋一铺大炕只有我一个人。冬夜里,连狗都不叫一声。那屋的任何微小响动都很清晰。有人在说梦话,有人在打呼噜。半夜里还有人爬起来,开门去外面,到房山头蹲下来撒尿,哗哗的声音都能听见。
  我在想,老龚他们坐着吉普车走到哪里了呢?肯定早就过了秋梨沟了吧?没准儿已经快到吉林市了。要是汽油没有了,他们又到哪儿去加油呢?
  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。一觉醒来,已经七点半了。天大亮,屋里寒气逼人,眉毛上都结了霜。我赖在炕上,不愿意出被窝,睁眼看着玻璃窗上的阳光一刻比一刻亮。对面屋里的女生起来了,在院子里洗脸刷牙,一会儿,就都上工去了。
  那边儿,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屋外地走动,好像在搞卫生。听得出来,那是梁燕眉。我马上爬了起来,哆哆嗦嗦地穿衣服。我别的什么也没想,就想看一眼她,即使不说什么话,也行。
  刚把棉袄穿上,门“咚”地一声被撞开了,跌跌撞撞进来一个人!
 我抬头一看,大吃一惊:原来是小迷糊!一夜不见,小迷糊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昨天走的时候,还那么意气飞扬,眼下,却是嘴冻得乌青,神色张皇。最惨的,是棉裤的两条腿裤全湿透了,结了一层硬绑绑的冰。
  我一下反应过来——肯定是偷军车出了问题!
  我让他赶紧脱了棉裤上炕。小迷糊拖了棉裤,上炕披了大被坐着,浑身还冷得直哆嗦。
  我说:“你别急,出了什么事情,慢慢说。”
  小迷糊长叹一声,说:“完了,这回全完了,都被抓住了!”
  
  原来,昨天傍晚,他们开车跑了一个多小时,已经能看见敦化县城了。正在高兴,只见迎面过来一辆大卡车,错车之后,后面又是一辆。这后面的一辆,司机一打舵,竟然越过中心线,直直地朝吉普车前方冲过来。水曲柳连忙避让,刹车。那卡车也马上刹住,停下了。只见车上扑通扑通往下跳人,都穿着工装,拿着枪。再回头看,先头过去的那辆也不知什么时候调过头来停下了,也在往下扑通扑通地跳人。
  “不好!是工人民兵,快下车跑!”水曲柳大喊一声,拉开门就跳了下去。
  其余的人也纷纷逃出来,向公路两边的野地里跑。小迷糊回头看了看,水曲柳已经被当场擒住,老龚和家轩朝公路那一侧跑,工人追得很急,看样子不可能跑出去多远。小迷糊这一路,是水曲柳的两个同学,其中一个跑了几步,就跑不动了,停下来等候束手就擒。另一个对小迷糊喊:“咱俩分开跑,跑出一个算一个!”
  茫茫雪野里,他们亡命地逃窜。工人民兵不断发出恐吓,但始终没有开枪。
  小迷糊不知跑了多久,跑到了一条河边。河上的冰还没有结严,河水冒着白汽。他咬咬呀,下了水,趟河而过。追兵们到了河边,用手试了试水温,一时没敢下河。就在他们踌躇之间,小迷糊趁机逃脱了。
  
  此刻,小迷糊坐在炕上,惊魂仍然未定:“那水冷的呀,我当时寻思,今天这腿就得冻掉了!”
  “你昨晚在哪儿躲了一宿?”
  “在哪儿?我整整走了一宿。不敢进屯子,也不敢停下来。停下来,这腿恐怕就真的要废了。也不敢走公路,就在公路边的野地里走,深一脚,浅一脚,天亮了才看到东甸子。”
  我让他歇着,拿着那条湿棉裤,到外屋地用炭火烘干了。又给小迷糊专门做了玉面米糊涂粥。
  小迷糊穿上棉裤,喝了热粥,脸色缓过来了。他默默无语抽了支烟,说:“我不能在这儿呆着,得马上走。万一他们到户里来抓,就坏啦。”
  我大惊:“那你怎么受得了!睡一觉再走吧。”
  “不行,太危险,我到别的户去躲两天,然后回长春。你等会儿也赶快回长春吧,别以为没事儿,他们那些疯狗,什么都干得出来。”
  小迷糊仓皇收拾了一下东西,就走了。出门时两眼一红,说:“老龚、家轩……他们肯定是被抓了,怎么办哪?”
  我心里一紧,摇摇头说:“你自己千万小心,咱们回长春以后再说吧。”
  小迷糊走进雪地里,回头跟我挥手。
白茫茫的大地上,他的身影是那么弱小。
小迷糊走远了。一个黑点儿,在天与地的白茫茫之间。
  回到屋子里,我慌慌忙忙收拾了一下必须带走的东西,猛然想起小米还没买,就跑到邻居家,称了15斤小米,用旅行袋装了。看看再无遗漏,就想走。
  这时,忽然听到梁燕眉开门到了外屋地。我知道,她是要准备做头晌饭了。
  我迟疑起来,忽然失去了从她面前走掉的勇气。老龚他们的落网,意味着这东甸子我们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。如果继续呆下去,我们承受不了千夫所指。所以今天这这一走,等于永远告别。
  外屋地有柴禾叶子哗哗地响,还有刷锅的声音。我提着旅行袋,呆呆地站着,不敢推门出去。
  忽然,梁燕眉唱起了歌儿。
  
 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,
  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,
 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,
 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……
  
  平时女生唱这歌,唱到“爱人”两个字时,都含糊过去。今天,户里没有别人,梁燕眉把“爱人”两个字唱得清清楚楚。
  这歌声,是绝美的声音。在这时候听到,心都要碎了。
爱人啊,我的爱人!
  旅行袋从我手中脱落,掉在地上。我蹲下来,抱着头,懊丧到极点。全都完了!我们的青春,我们的前途,我们心中圣洁的爱情。在这个多雪的冬天,就算彻底埋葬了。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,我就像茫茫雪地上被人追逐的野兔,无处可逃!
  谁能拉我一把?谁愿意来拉我一把?我看不见前面的路了!

  
  19
  
  在茫茫雪地上,我像一只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。茫茫的雪地上,我们大家像一群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……
  这,就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。
  我在1969年11月那个酷寒的上午,提着15斤小米,仓皇离开东甸子时,就有了那样的一种预感。
  太阳光很白,村庄呈现出一种土褐色的原始状态。除了高耸入云的旗帜和满墙的政治标语,它跟千百年前的村庄是一样的。
  上车前,我绝望地看了一眼这没有任何温情的土地。
  在我的一生中,再不会有安详的阳光照进教室,再不会有丁香花在教室窗下悠闲地摇曳,再不会有眼保健操的音乐在课间响起……“和平”,这个少年时代听得最多的词,将永远销声匿迹。我们从此就被推进了漫天风雪中,与狼共舞,奔逃不休。
  回到长春,我赶到三马路小迷糊家,报告了不幸的消息。小迷糊的母亲在家,她是个家庭妇女,听了我的叙述,当下就坐在炕上,拍着腿嚎啕大哭:“我的命,怎么这么苦哇……”她没有什么主意,只是哭。小迷糊的父亲从街道工厂下班回来,听了我的报告,沉着脸,默然许久,回头斥责说:“哭什么?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。这小犊子,我们管不了啦!”
  从迷糊家出来,我又到火车站前的老龚家。老龚的父亲在家,他休闲的时候,也是一身戎装,正在书房看书。听了我的报告,老人家眉毛一皱,问了问详情,没有再说什么。拿出一个本子,翻了翻,摸起电话要打,忽然想起我还在,就勉强一笑,要留我吃饭。
  我借口家中还有事,连忙告辞了。老龚的父亲送我到院子里,手扶着栅栏门,没头没脑地叮嘱了我一句:“孩子,你记住,你们都还年轻啊!”
  家里已经天翻地覆,东西都清理好了,该打包的打包,该送人的送人。没过几天,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。
  这地方是平原,不属于长春管辖,但离长春并不远。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,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,所以不如东甸子富裕,连电也没有,晚上就点煤油灯。
 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,一铺炕住了全家人。劈柴、挑水、烧火做饭,过起了乡下生活。
  我的老父亲,年过40了,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。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,半真半假地讥笑道:“老某啊,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,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?”
 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。我知道,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,今后我的路,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。那时候身体还挺棒,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,社员们很惊奇,说:“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!”
  当时有个政策,下乡的干部,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。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。于是,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,三月初,我重新踏上到东甸子之路,去迁户口。
  先到长春,再转车。如今这座城市,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,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。买了到敦化的票,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,就在候车室过夜。晚上,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。
  我在心里哀叹,这才不过几天,我在长春的居留,就已经是非法的了!我的省实验,我的斯大林大街,都远离我而去。何日君再来,何日君再来?这个美丽的城,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。历史的前进,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。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,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?
 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,我的心就在打鼓:这次回东甸子,能看到谁?能看到些什么?那件偷军车的事,过了三个多月,应该没事了吧?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?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?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?

 到了集体户,已经是下午,下晌饭刚吃过,男生屋子里有人。我推门进去,第一个看见的是小迷糊。
  他一愣,满脸惊喜:“哥们儿!”喊着,就扑了过来。
  我们俩紧紧相拥。
  屋子里还有老房、亚奎和长骏,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敌意,很友好地围上来,问这问那。
  听说我要迁到父母那里去,大伙都挺高兴。亚奎还分析了一下好处,他说:“有父母在,你再表现好一点儿,前途准没错儿。”
  我问小迷糊,偷军车的事情是怎么了结的。
  小迷糊告诉我,那天军代表发现车子被偷走,不禁暴怒,下令全县民兵进入二级战备状态,把所有的公路关卡都封锁住了。水曲柳他们就是不往敦化开,也是插翅难逃。当天除了小迷糊之外,车上人全部落网,被关进收容所。后来,小迷糊没敢回家,去自首了。人家做了笔录,倒也没关他,让他回集体户等候处理。
  原来,敦化县当时的头头在处理这个案件时,发现有些麻烦。一是做案人年纪太小,动机不明,不好扣太大的帽子,况且军代表的车被偷,也不是一件宜于张扬的事;二是抓到的几个人当中,有两个是军干子弟,两个是省直机关干部子弟,县领导感到投鼠忌器。后来,老龚的父亲动用了一点关系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老龚、家轩他们总共被关了一个月,就放了。春节期间,小迷糊跟他们互有过走动,知道他们俩正在跑转户的事。
  小迷糊说:“你是第一个走成的。”
  我问他:“你有办法走吗?”
  小迷糊摇头:“没有路子,只能在这儿了。”
  我对他说,我家下乡的那个地方,晚上能看见长春汽车厂的灯光把夜空照得发白。迷糊听了,不胜羡慕。
  晚上,我们挨在一起睡,有聊不完的话题。
  第二天我就张罗卖粮的事。我去年没在集体户呆几天,剩下了不少粮食,生产队要给我拨出来,拉到粮库去卖掉。这时候我才知道,队里执政的,已经换了王队长。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。换队长的原因是,一年下来,工分值不如以前。社员们都是务实派,发一声喊,就把少壮派刘队长轰下了台。
  王队长毕竟是知识分子,对我很客气,亲自给我称粮食,还详细打听了我的家庭背景。我临走前,他专门来看了看。见我箱子上有几本书,马上抓起来,很痴迷地翻了翻。其中有一本是康德《宇宙发展史概论》,他摩挲良久,感慨地说:“这书,我上大学那会儿也读过。”最后,他提出想索要一本《全国交通地图》,神情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很痛快地给了他。
  我在户里呆了三天,每天都能看见梁燕眉。她样子一点儿没变。现在是三月,还没有开始春耕,活儿不累,女生们常常唱歌,都是很欢快的样子。可是,我和梁燕眉,始终没有说话的机会。
  第二天晚上,我和小迷糊在院子里聊天。女生们出去串门回来,一路唱着“远飞的大雁”。走近了,梁燕眉看见是我,就不唱了,停下来紧了紧鞋带,又往我们这边看了看,最终也没说话,起身走了。
  我痴痴地望着她们一群进了屋。
  我们那时候虽然年轻,但很封建,男女之间不能没话找话。习俗就这样阻止了我们最后的告别。
  小迷糊明白一点儿什么,说了一句当年的电影台词:“阿米尔,冲!”
  可是,我哪里有这勇气?
  第三天,我离开了集体户。小迷糊特地歇了半天工,送我上了车。临行,他把一包从供销社买来的“曹操糕”塞到我的包里。
  我说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
  小迷糊说:“给你父母捎去吧。”
我望了望他,心里一酸。
长途车来了,拖着烟尘滚滚。我和小迷糊紧紧握了握手,想跟他最后拥抱一下,但手里又提着东西,只能算了。我见他眼神里,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。
  雪已经化了,东甸子的群山有了一些春意。风虽然还很冷,但阳光暖和了不少。人心里,有东西在融化,我忽然对这地方留恋起来。梁燕眉一早就出工去了,我没有看见她。此刻阳光有点儿刺目,她是否就在那些褐黄色的山坡上砍柳树棵子呢?去年的此时,我们曾编在一个组里干过活儿。她那时俏皮的刘海儿、柔软的身段,都还历历在目。可是今天,我却看不见她了!
  我的爱人,我的冬妮亚。
  我们就要满18岁了,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。今天,我在这里向你告别。我走了,希望你能活得好。我们,还有很漫长的一生;我们俩……还能够再见面吗?

 当我再见到梁燕眉时,已经是六年之后了。
  那时候,我们全班同学有一次奇迹般的聚会。1975年初春,不知是哪个热心的同学发起倡议,要补照一个毕业合影。我们在1969年,是仓皇分手的,连个毕业典礼也没办。初中毕业,这是当时我们很多人的最高学历了,没有毕业照,当然会有人耿耿于怀。于是这个倡议,得到了广泛响应,在那时原始的通讯条件下,不可思议地口口相传,终于在那一年4月份,集齐了绝大部分同班同学。
  在长春桂林路的“红光照相馆”,我见到了梦绕情牵的一些同学。
  我离开东甸子后,与小迷糊保持着通信联系,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。我离开那里一年多后,城市的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。我们户第一个被招出去的是老房,被招到敦化县文化馆搞美术宣传,脱离了苦海,成了拿工资的人。接着冯长骏被敦化亚麻厂招去当工人,成了世袭工人。又过了一段,王亚奎也被长春一个厂招为工人,回到了家乡。招工的热潮一起,表现稍好的都留不住了,我们户四个女生,一个不拉,全都招回了长春。1975年时,集体户就剩下小迷糊一个男生了。
  小迷糊,变得老实多了,沉默寡言,原先身上的猴气和虎气都不见了。唇上的胡须留得很长,一副老成的样子。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:“你一个人,能坚持住吗?”
  小迷糊说:“没事。老屯对我,挺照顾的。”
  我还见到了老龚和家轩。
  老龚后来转户到前郭尔罗斯,在那里被招到辽河油田当工人,小资气息一扫而光,非常务实了。和一个知青出身的女工结了婚,过起了小日子。他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,比他当年追求的师长女儿差远了,比关美玲也差远了。
  我对老龚说:“你务实,我能理解。不过,这么俗的女孩你也能接受,我真万万想不到。”
  老龚嘻嘻一笑:“什么是生活?生活就是俗。不俗,就活不好。这你不懂!”
  他仍然英俊如昔,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决不会再唱了。我看着他,心中感叹:什么是生活?生活就是强硫酸,再坚定的人,也能被它腐蚀掉。
  家轩,仍是衣冠楚楚,但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他在我离开后不久,转户到了长春下属的九台县,干得怎么样,不太清楚。
  我虽然离开东甸子最早,可是对我来说,离开农村的日子仍然还是遥遥无期。我家下放的那个怀德县,不属于长春,也极少有从长春下放来的知青,所以长春的工厂根本不来招人。而本地的工厂,又不招长春的知青。我陷入绝境,除了招工不行,其他的出路也不行。因为父亲的历史上有那么一点“问题”,我就既当不了兵,也上不了大学。父母下放后,没过两年,就因工作需要被召回了城,把我剩在了那个泥潭里。唯一值得一说的是,经过几年的劳动,我吃得多,睡得好,身体变棒了,相貌也忽然英俊起来;在油灯下读了几本人文主义书籍,心灵开了窍,“拽”几句唬人的哲理不成问题。整个成了风流倜傥的一个人。
  老龚对此甚感惊讶,一个劲儿说:“你小子,变了。变化大了!我要跟你好好聊聊。”其实,他才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他当年朗诵舍甫琴科的诗,句句掷地有声,唤醒了我对自由的向往。正因为有“不自由的巨大哀痛”,我才能有勇气在怀德县的油灯下,一年年地抽空读书。
  当然,我还看见了她,梁燕眉。她已经是长春某厂一位光荣的女工了。眼睛仍然含情脉脉,对我仍然很亲切。我们男女生,是死都不能说暧昧话的,可是她自有她的表达方式。照相的时候,要排队伍,大家一阵乱。她亲热地拉了我一把:“过来,咱们户的人,站上面。”
  这一拉,我知道分量。可是,她此时已是城里人,是光荣女工,我不过是一个二老屯,我还能怎么样?阶级有差异,就不能谈爱。我在小学时看了话剧《雷雨》之后,就明白了这个道理。
  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她。女工梁燕眉气质上一如既往,可是,再也没有了17岁时的那种明丽。岁月这把刀,把我这废物雕成了一个翩翩帅哥,却把梁燕眉这绝代佳人雕成了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工。
  我心里黯然。有个什么东西稀里哗啦的碎掉了,刺得我心痛。
  那是我第一次为女人的凋落而伤感。后来,我又不知看到过多少水灵灵的女人一茬一茬地枯萎下去,心肠慢慢硬了起来。其实,照相那天老龚所说的,是一个千古命题。“什么是生活?”——我现在终于领悟到,无数的女人一代代的老去,这就是生活。她们的老去,在提醒着我:这辈子,已经有很多时日过去了。
  1975年春,我们在照相馆短暂相会,然后各奔西东,至今,再没有见过面。
  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,小迷糊也上了大学。唯有我们两个,勉强没有被时光之刀雕成废物。其他的人,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。尤其是,老房和长骏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敦化没有调回来?老龚是不是至今还在辽河油田?我无从得知,但心里一直惦念着。
  现在,我家的对门,住着一对重组家庭的退休工人。那女的,是一位文化不高、风风火火的半老太太。每天练扇子舞、买菜做饭、带孙女。见着我,总是很有礼貌的问一声:“上班去呀?”
  我知道,她和梁燕眉,几乎同龄。
这就是我的命运,这就是我们的命运。那青葱岁月,哪里可寻踪迹啊?
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| 注册(开放注册)

本版积分规则

手机访问本页请
扫描左边二维码
         本网站声明
本网站所有内容为网友上传,若存在版权问题或是相关责任请联系站长!
站长联系QQ:7123767   myubbs.com
         站长微信:7123767
请扫描右边二维码
www.myubbs.com

小黑屋|手机版|Archiver|西安邮电大学论坛 ( 琼ICP备10001196号-2 )

GMT+8, 2024-3-29 16:52 , Processed in 3.914024 second(s), 16 queries .

Powered by 高考信息网 X3.3

© 2001-2013 大学排名

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